公元264年1月，一封来自洛阳的特急密信送到了成都。
收信人是刚刚灭了蜀汉、威风八面的镇西将军钟会，寄信人是他的顶头上司、晋公司马昭。
信里的内容特别客气，甚至有点像拉家常：“我已经派贾充带了一万人去汉中，我自己也带着十万大军到了长安，咱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读完这封信，钟会的手心全是冷汗。
如果换作旁人，可能会觉得这是领导重视自己，还要亲自来搞“庆功宴”。
但钟会绝顶聪明，他瞬间听懂了司马昭的潜台词：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别动歪心思，刀已经架在你脖子上了。
没人能想到，这个被誉为“张良在世”、司马家最核心的智囊，竟然会在灭蜀仅仅十几天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造反，根本不是什么深谋远虑的布局，而是一场典型的“高智商、低情商”的激情犯罪。
没人能想到，这个当时魏国最聪明的大脑，居然会在人生巅峰时刻突然短路。
说起来，钟会这种人，放再今天就是典型的“天之骄子”。
他爹是书法大家、曹魏太傅钟繇，出身颍川钟氏这种顶级豪门。
他自己呢，年纪轻轻就进了中书省，干到了二把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秘书长。
他一直的人设都是司马昭的“好基友”兼“最强大脑”。
司马昭杀皇帝曹髦的时候，满朝文武都吓傻了，只有钟会忙前忙后帮着洗地；后来司马昭想打蜀国，所有人都说劳民伤财打不赢，只有钟会站出来给老板站台，说这仗能打。
所以，司马昭让他带兵十八万伐蜀，这是把家底都交给他了。
这时候的钟会，绝对没有反心。
为什么？
因为他是聪明人，不做赔本买卖。
那时候魏军刚到剑阁，姜维像块硬骨头一样卡在那儿，前面是天险，后面是补给线，钟会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打进成都，哪有心思琢磨造反？
他当时唯一做的一件“出格”事，就是把没按时到达地点的友军诸葛绪给办了。
他给司马昭打小报告，说诸葛绪畏缩不前，把诸葛绪关进囚车押回洛阳，顺手吞了那三万兵马。
但这真不是为了造反，纯粹是职场上的贪功和控制欲。
钟会想的是：这仗要是赢了，首功必须是我的；要是输了，指挥权必须再我手里，方便跑路。
真正的转折点，出在邓艾偷渡阴平成功之后。
邓艾像个不要命的赌徒，翻山越岭直接端了刘禅的老窝。
成都投降的消息传来，还在剑阁和姜维死磕的钟会懵了。
紧接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和野心，像毒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
为什么钟会突然敢反了？
这事儿得从他的人生阅历说起。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细节：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时，钟会已经25岁了。
他正值青春年少，亲眼目睹了司马懿是如何靠着一场政变，把曹爽集团连根拔起，杀得人头滚滚，然后把曹魏的江山变成了司马家的私产。
这给年轻的钟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印记：原来权力的获取可以这么简单粗暴，只要手里有兵，只要敢赌，赢了就是开国之君。
这就是典型的“榜样效应”。
钟会给司马家打了这么多年工，看着司马师、司马昭怎么一步步把皇帝架空，怎么通过军事胜利积累政治资本。
这套流程，他太熟了，可以说是烂熟于心。
现在，机会摆在了他面前。
灭蜀之后，钟会手里握着十八万魏军，再加上投降的九万蜀军，整整二十七万人马！
这是什么概念？
当时东吴全国的兵力都没这么多，曹魏国内剩下的兵力加起来也就跟他打个平手。
这就好比一个打工皇帝，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项目资金比董事长的总资产还多，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怎么可能按捺得住？
再加上性格使然。
钟会这个人，才华横溢但极度自负。
他看不起邓艾，觉得邓艾就是个大老粗。
结果这个“大老粗”抢了灭蜀的头功，还在成都对着蜀国旧臣指手画脚，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势。
钟会一看，机会来了。
他模仿邓艾的笔迹写了封悖逆的奏章，又改了司马昭的回信，直接把邓艾打成了“反贼”。
司马昭果然下令把邓艾抓了。
邓艾一倒，钟会环顾四周，发现整个西南战区，自己已经是唯一的“话事人”。
二十七万大军在手，剑阁天险在握，往里可以割据蜀地坐个刘备，往外可以逐鹿中原学学司马懿。
这时候的钟会，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
他甚至私下里跟姜维透露过，就算失败了，退回来在四川当个土皇帝也不差。
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造反”这门技术活，想得太简单了。
他以为自己是在“抄作业”，学司马懿搞政变。
但他忘了，司马懿能成功，是因为司马家在曹魏深耕了几十年，门生故吏遍天下，而且那是京城政变，控制了中枢就控制了一切。
而钟会呢？
第一，他是“空降干部”。
他这十八万大军，大部分是魏国的中原将士，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在洛阳，都在司马昭的手里。
他们跟着你钟会是来挣军功的，不是来要把全家老小送上断头台的。
第二，他缺乏基层威望。
钟会虽然官大，但他以前是搞参谋工作的，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统领大军。
士兵们敬畏他的官职，但并不对他个人效死忠。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了。
钟会为了控制局面，把手下牙门将以上的军官全都关在成都的皇宫里，准备把他们杀光，换上自己的人。
这简直是书呆子想出来的昏招，把指挥官关起来，外面的几万士兵就成了没头的苍蝇，只要有人煽动一下，立马就是炸营。
而且钟会居然在“杀不杀”这个问题上犹豫了。
姜维劝他快刀斩乱麻，他却下不了手，想等一等。
这一等，就等来了死神。
司马昭是玩权术的祖宗，他怎么可能不防着这一手？
就在钟会做着皇帝梦的时候，司马昭的那封信其实就是最后的通牒。
而当时的监军卫瓘，利用钟会的犹豫，在军中散布谣言，说钟会要坑杀所有魏军士兵。
这一瞬间，二十七万大军不再是钟会的底气，而是变成了吞噬他的猛兽。
公元264年的那个正月，成都街头血流成河。
愤怒的魏军士兵冲进皇宫，乱刀砍死了钟会。
这位40岁的绝世天才，就在自己野心膨胀的第十几天，身首异处。
后人读这段历史，往往会嘲笑钟会“志大才疏”。
但如果我们站在钟会的视角，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诱惑”的悲剧。
他太聪明了，聪明到认为自己算无遗策；他也太贪婪了，贪婪到想一步登天。
他看懂了司马懿的成功学，却没看懂司马懿的厚黑学；他算准了天下的局势，却没算准人心。
钟会的造反，与其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不如说是一次被巨大的成功冲昏头脑后的临时起意。
他以为自己是执棋者，殊不知在那个波诡云谲的三国乱世，除了司马昭，所有人都是棋子。
当他决定背叛那个把他捧上高位的司马家时，其实就已经注定了他连做“刘备”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成为历史书上一个带着血腥味的注脚。
公元264年正月十八日，乱兵冲进成都宫殿，40岁的钟会死于乱刀之下，从他在剑阁接到那封密信算起，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反大戏，满打满算，只演了不到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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