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不怕火炼，这句老话讲的是物质的属性，也讲人的品格。
前些日子，我路过一座工业博物馆。高炉早已熄火，广播里放着《北风吹》。这旋律让人想起歌唱家王昆，也让人想起站在她身后的那个男人。
他是王昆的三叔，叫王鹤寿。他做过陈云的政治秘书，当过黑龙江省委书记，也管过国家的钢铁工业。他这辈子，就像这句老话一样，经受住了高温和严寒的考验。
很多人不熟悉王鹤寿。他不喜欢出名，总是躲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接手的任务，往往最棘手、最累人。
这种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监狱里磨出来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六次入狱。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待了八百多天。
那里的审讯手段很残酷，老虎凳、辣椒水是家常便饭。为了守住秘密，他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狱友们佩服他，说他的骨头比铁轨还硬。这种硬气，让他后来面对困难时，总能保持一种冷静。
抗战结束后，王鹤寿去了东北。那时候是1945年，他带着干部团，徒步穿过荒原，到了黑龙江北安。那里的冬天很冷，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
局势也很乱，土匪横行。这些土匪熟悉地形，还有武器，经常抢劫物资，杀害干部。王鹤寿没有待在暖和的屋子里。他带队进了山。他知道，不解决土匪，老百姓就没法过日子，政权也立不住。
他制定了计划。第一步是建立武装，第二步才是剿匪。他在短短几个月里，拉起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
他指挥这支队伍，在这个冬天里穿梭在林海雪原。他们封锁了土匪的退路，一个个拔掉了土匪的据点。这场仗打赢了，黑龙江的局势稳住了。老百姓分到了土地，支援前线的物资也能运出去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王鹤寿接到了新任务。上级让他去接管鞍山钢铁厂。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但在他接手时，这里是一片废墟。
日本人撤退时破坏了设备，苏联人拆走了关键机器。厂房顶棚漏风，高炉里长满了草。有外国专家看过后说，这里只能种高粱，要想炼铁，至少得等二十年。
王鹤寿不信这个邪。他搬进了厂区，住在一间简陋的板房里。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而是每天在厂区里走。
厂区很大，他全靠两条腿。三个月下来，他磨坏了三双布鞋。工人们看在眼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布鞋部长”。
恢复生产最大的难题是缺零件。没有图纸，设备也不全。王鹤寿想了个办法。他发动工人们去废铁堆里找，去雪窝子里挖。
他相信，工人们熟悉这些机器，知道哪里能找到能用的东西。这个办法奏效了。工人们找回了十几万件零部件。他还找回了那些散落在乡下的技术工人，请他们回来工作。
1949年6月，鞍钢的二号高炉流出了铁水。这是新中国恢复生产后的第一炉铁水。看着红通通的铁水，王鹤寿很平静。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后来，他又领导了武钢和包钢的建设。中国钢铁工业的底子，就是在他手里打下的。
到了晚年，王鹤寿回到了北京，担任中纪委副书记。他手里的权力很大，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给自己定了规矩：不题词，不祝寿，不写回忆录。那时候，很多老干部都在写回忆录，但他拒绝了。他说，工作是大家做的，不要突出个人。
他对亲属也很严厉。侄女王昆已经是著名歌唱家了，但他从不给她特殊的待遇。他常告诫王昆，不要忘了本，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
在他看来，文艺工作者也是普通劳动者。只有一次，他破了例。那是王昆从艺五十周年的时候，他给侄女写了一幅字：“为人民歌唱”。这五个字，是他对侄女的期望，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1999年，王鹤寿去世了。他走得很安静。按照他的遗愿，没有追悼会，也没有遗体告别仪式。家人把他的骨灰分成了两份。
一份撒进了黑龙江的松花江，那里是他战斗过的地方。另一份撒在了鞍钢的高炉脚下，那里是他奋斗过的地方。
他没有留下墓碑，也没有留下万贯家财。他像一根枕木，默默地躺在路基上，承载着列车呼啸而过。他这一生，话不多，事做得不少。
他用行动证明了那句老话：真金不怕火炼。无论是在监狱的酷刑下，还是在建设工地上，他都经受住了考验。这样的人，值得我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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