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读书》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雪夜闭门读禁书”。依我对傅月庵先生的了解，这当不会是他的本意。果然，他在《自序》的文尾点题：“于是，闭门读书，留一切喧嚣在屋外。”闭上一扇门，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另一扇门。《风流本事》文中说：“散文当如一扇门，尤其随笔（essay），总得有些启蒙光芒才算数。作者以他的渊博精深为读者开启一个世界，以他的识见观点为读者指点一条道路。通过这扇门，走上那条路，读者眼前乃明亮许多，胸襟遂复开拓不少。”不过，19年前，他出版的书话集名《天上大风》，虽说是良宽法师的禅语，但他明喻“书就是风”，“读越多，风越大，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俯瞰中的“世缘哀乐，繁花逐乱”，并不影响“青空白衫便是我”。著者心境的变化是明显的。
他说自己读王维《酬张少府》的感悟，随年岁、经历而变化，“鲁迅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那一点心情，略略竟然也能懂”。“阳明四句”“真是好事，值得费尽气力去努力。却也不能人人都去做”。这话说得很委婉，不像李敖张牙舞爪：“每见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卑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事？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家伙而已。”这几句被他引在《编辑李敖》一文中，或亦可作为注脚。
《闭门读书》厘为四辑，分别以高启《寻胡隐君》诗句“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为辑名。首辑只《书人絮语》一篇，以55则笔记体短文连缀而成，从“只今便道即今句”生发，至“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结束，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草蛇灰线，一以贯之的是著者读书的人生感悟。其间时有妙语，如：“‘水总是要流过去的！’留下的那个，你能领悟多少，乃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品质风格。”“字是死的，命是活的，命从字上走过，字活了，命枯了、死了。一生读书识天然，无非这么回事吧。”“好书值得一读再读。三十岁梦忆，五十岁复梦忆，所梦或同，所忆错落矣。”文中提到《世说新语》，提到金圣叹，提到《夜谈随录》，“不亦快哉”四字呼之欲出。
傅先生作“絮语”不始于此，《天上大风》中即有《关于阅读的一些想法》等几组，但偏重于具体问题，或曰写实，不及这一辑的空灵。文字也更见洒脱，尤可喜的是语感，一种舒缓有度的节奏。他在《记舒国治之趣与其他》中说文章风格的要素，“叙事方式是基调，决定内容厚薄；文句排列，或说‘节奏’，则是形式，决定好读与否”。又说到杂用白话与文言，“两种语法交融跌宕，声东击西，铸成一种看似淡漠松弛，实则充满艺术张力的文字风格”。常见作家行文不知节制，“长句迟滞，短句急促”是通病，多因读书少，未见过好文字。
居中两辑各介绍十几位作家与作品，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毛尖、迈克尔·刘易斯、松本清张、李长声、王强、雷骧、普里莫·莱维、金宇澄、胡适、黄易、玛丽莲·梦露，也有相对陌生的蔡珠儿、林芙美子、池波正太郎、宫本辉、何华仁、黄崇凯、邵慧怡、叶荣钟等，这固然有文化环境的差异，亦有他提携新人，热心为后辈作家作书序、写书评的因素。简而言之，“看花更看花”较重趣味，“春风江上路”更显学识。
值得注意的是，他讲述一位作家的生平，探幽发微，只选择与其思想、写作相关的细节，不涉无聊八卦。他介绍一部作品，常追溯作者人生轨迹与创作心路，比较同类作品间的差异，触类旁通，纵横捭阖。由此一人一书，常引出数种以至十余种图书，落笔生动诙谐，妙趣横生，绝无学究气。21世纪以来书话文体繁荣昌盛，作者多奉唐弢先生“四个一点”为圭臬，却不知学养深厚者的“一点”与浅尝辄止者的“一点”有天壤之别。他在《道乐之人，乐道之书》中说：“读毛尖，总会让人想到写NBA、布诺克时代的唐诺，那位用李维史陀的结构主义来解释NBA，用本雅明、黑泽明讲得马修·斯卡德熠熠生辉的‘伴读人’。当然，很多人会说这种空中抓小鸟、天马乱坠（天马行空+天花乱坠）的文章，不够严谨，非常个人主义，但谁也不能否认，写这种文章，得有底子，要读不少书，更重要的，需要很多才气才行。”在《记舒国治之趣及其他》中说：“人生像旅途，赶路也好，晃荡也罢，道旁风景总不能不看。山阴道旁，或许花团锦簇，让人应接不暇，久看却不免因多转腻。真正有趣的还是那些让你离开之后，沉静回味，不时会想起的奇花异卉，然后你才知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人生真是值得活！”在《大叔的三本书》中说：“是的，食物就是回忆！每张餐桌底下都有一段又一段的故事。这当也就是为何我们总觉得远藤周作、池波正太郎，乃至《深夜食堂》刀疤老板这些位大叔笔下铲上的食物特别吸引人，特别好吃。与其说大叔有练过，见多识广，能言善道，倒不如说大叔用‘生命’在看待食物，这当然比小伙子的‘生活’美食来劲许多。”在《为君叶叶起秋风》里说：“归纳需通过思索乃得，全书里，旅人慧怡虽然不时有疑惑，遭挫折，对人对事却总能抱持开放胸襟，不停思索，与自己对话，凝集而成某种识见。”又引慧怡的心得：“寻找的诀窍……请务必抛弃成见。”“一点”当如此，方成好书话。
集书店、书缘、书人、书事的“不觉到君家”一辑，确乎可见著者的经历与心志。他做过多年编辑，于编辑素养颇有心得：“书是聊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或花钱抢过来的。编辑需了解作者，引导作者，将他困在身躯里面的那把创作之火点燃起来，然后以恰如其分的方式，为他制作一本书。”要想与作者聊到一起去，则需要编辑“杂学功夫”“乱七八糟都懂，都能与人聊一聊”。如今出版社的编辑都喜欢在名片上冠以“策划”字样，须知这才是图书策划的真谛。他评说“编辑李敖”：“整个20世纪80年代，李敖把自己编得太大了，赢得掌声太多……90年代中期开始拥抱影像，笑傲江湖去了。继而飞身跃下政海泅泳，不断跟猪打架。打着打着，‘中国第一豪杰’竟也被‘不够格的敌人’‘太小了’的台湾给埋葬了。”正因为他早年深受李敖影响，曾发愿要将“《文星》丛刊搜罗完整，每一本我都要”，方能一语破的。他将李敖的编辑工作与鲁迅先生相比较，让我想起《天上大风》里有一篇《编辑鲁迅》，诸多品评亦甚贴切，更多致敬的意味，文字的灵动似不及这一篇。
我与傅先生仅见过一面。2012年4月，我随江苏作家采风交流团赴台北，由陈逸华先生引见，13日晚去茉莉书店台师大店拜会傅先生，谈起读书与藏书，甚为欢洽。两人又在书店就古籍版本及读书、藏书话题做一席对谈，有书友十余人参加。他赠我一册初版《天上大风》，因知我搜集木刻文献，又赠我一册中华书局1947年1月初版《木刻初步》。我读他的书即由此始，欣爱之中，偶然也会瞧出一点破绽。《无用的疯魔》一文中讲他早年痴迷黄仲则，搜求《两当轩诗词全集》仅得上册，多年后终于发现要找的下册“摆在老板座旁”，询价，老板答：“20块钱，其他算车马费，祝你找到上册。”这个故事在《天上大风》的《书人之爱》中也讲过，但结末是：“临别时，老板娘从桌下拿出一本书说：‘这个只有下册，没人要，送你好了。’”
时隔19年，老板娘成了老板，且有了20块钱的“花账”。我想，若是当面向傅先生指出，一定会看到他的露齿大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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