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的最后半年
徐帅当时就提出身体不佳，建议另选他人。
林彪说：“徐帅你干吧，让肖华给你当助手，日常工作由他主持。”
待大家坐下后，主席拿着与会人员名单看，突然对我说：“哦，曾思玉，久闻大名咧，在延安时，你在中央警卫团当政委，我们见面很多，现已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我说：“报告主席，已有14年没见面了，上次见面是1953年2月抗美援朝回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邓华带我和曾绍山向您汇报朝鲜战场战况时见的面。”
主席说：“时间真快啊，一晃儿就14年了。你在沈阳军区，东北这个战略地区很重要，北面有苏修，你们备战不可麻痹哟！当前局势比较动荡，地方党和政府基本上瘫痪了，军队介入以后，要搞好‘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我回答：“我一定按主席指示办。”
当主席看到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的名字时，说：“你们工作做得不错呀！”
甘渭汉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当主席看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说：“许师傅，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掌握好军队，注意控制当前局势。”
许世友说：“我们一定按主席指示做，掌握好军队，稳定局势。”
“好，今天就说这些，祝你们的工作顺利。”
我在京开会期间，沈阳市的大街上出现了不少针对军区党委、军区首长的大字报。军区和地方的一些“造反派”串联起来，不断对军区首长、军区机关进行冲击。
一听唐子安副司令员这位与我并肩战斗、朝夕相处的老战友遭此迫害，我心情非常沉痛，怒不可遏。
我当即对刘凯部长说：“你要想办法把唐副司令员抢出来，送到部队去。”
刘凯部长当即回答：“请副司令员放心，我一定把唐副司令员抢出来，送出去。”
刘凯部长立即组织军区司令部机关的几位同志戴上“红卫兵”袖标，以也要批斗唐子安的名义，到军区总院将被“造反派”看管的唐子安副司令员抢了出来，背上吉普车，往部队送。
一路上汽车不停地颠簸，但唐子安副司令员一直昏睡着。
过了没多久，刘凯部长打电话向我报告：“按您的指示，我们已将唐副司令员送到部队去了。”
我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
回到沈阳几天后，我再次代表沈阳军区进京参加军委碰头会，住在京西宾馆。在我住的房间里看到一个男服务员在用保密机打电话。
我问：“你怎么能用保密机打电话，你有什么重要事情？”
我马上将此情况报告给叶剑英元帅：“我们住的宾馆，工作人员也要搞‘四大’了。”
1月22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各总部、各兵种、各军区的负责人。大家都兴奋地等候毛主席讲话和照相。
当毛主席来到与会同志面前时，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与会同志也随着高呼口号。
这时，只见毛主席微笑着的面容陡然严肃起来，直接走到队伍中央，照完相就走了，边走边讲：“多此一举，讨死嫌。”
大家对喊口号激怒毛主席，使毛主席没有兴趣讲话都深感遗憾，都埋怨带头喊口号的人。
毛主席审定时，加上了“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这一条，修改后的《八条命令》于1月28日公布。
后排左起：曾武、曾平、曾原、曾玉
很快，中央军委做出决定，对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外国驻华大使馆、京西宾馆等地实行军管，从而避免了这些重要场所受到冲击、干扰和破坏。
陈司令员家被他们翻箱倒柜，作弄得乱七八糟。
他们也提出抄我的家。有人提出，有人响应，就有人行动，每天有人来敲门、踹门。
我家里，在长子曾武住的房间墙壁上挂着几件他们串联时从南方农村带回的镰刀、砍刀、锄头等农具。曾武和他的几个同学也戴着红袖标在家里住，最终这伙人不敢贸然闯入。
不久，我调离沈阳军区，赴任武汉。
动荡的武汉局势
1967年的夏天比往年来得早，气温急剧上升。
1967年4月16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武汉地区的“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她的一些爪牙也跟着煽动：“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
于是，武汉的“钢派”“新派”等群众组织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5月16日，另一派群众组织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表示支持武汉军区。这样一来，“钢派”“新派”和“百万雄师”的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
7月14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武汉，同日晚上毛泽东主席也到达武汉。
他们在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后，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内容是：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军区对“钢派”“新派”和“百万雄师”都要支持；不打倒陈再道。
同一天，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北京几所高等院校“造反派”的头头从四川来到武汉，他们违背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公开支持“钢派”和“新派”，压制打击“百万雄师”，顿时，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组织和解放军战士数百人涌进东湖王力住所，用汽车把他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
20日至23日，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连续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王力、谢富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行为。
林彪、江青等却诬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把武汉地区广大军民示威游行说成是“严重政治事件”。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
7月25日，又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军民参加的集会，声讨“7·20”事件，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亲自出席会议。
此后，武汉及湖北各地到处揪军内“走资派”，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用武器装备，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扬子江畔乌云密布，武汉地区局势更加混乱，形成了无政府状态。
奉命急赴武汉
7月30日清晨，沈阳上空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我宿舍床头柜上保密电话机急促地响了起来。我急忙抓起电话，只听话筒里说：“我是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总理跟你讲话。”
我说：“总理好！”
周恩来总理说：“你是曾思玉同志吗？”
我说：“我是。”
总理说：“我已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调你去武汉军区工作。”
我听到周总理的话毫无思想准备，异常震惊，本想问问让我这么火速去武汉的原因，但周总理坚定的语气，让我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于是我向总理报告：“沈阳正在下大暴雨，电闪雷鸣，飞机此时不能降落和起飞。”
总理说：“那你抓紧时间，雨停后立即起飞来北京钓鱼台接受任务。”
一会儿，陈锡联司令员也从北京京西宾馆打来电话：“我接到总理电话，得知要你立即去武汉赴任，时间紧迫，曾绍山政委又不在沈阳，你直接召集在沈阳的领导开会，交代工作。”
唐子安副司令员、李震副政委、田维新副政委、江拥辉参谋长、李伯秋政治部主任等很快来到我家。同志们对这突如其来的调动感到异常意外。
我简要交代工作后，大家都语重心长地说：“曾副司令员，你到武汉军区工作任务肯定很艰巨啊……”
这时，沈阳空军司令员王毓淮打来电话告诉我，北京派来的飞机已降落在东陵机场，天气逐渐好转，可以起飞。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沈家骅、保卫干事胡世忠赶往机场，在机场和同志们握手告别时，内心很不平静，就要离开朝夕相处数年的战友们、同事们，心里非常不舍。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祝你一路平安，工作顺利。”
我于上午10时抵达北京西郊机场，下飞机后直奔钓鱼台。
在一间会议室内，周总理早在等候，在场的还有谢富治、王力、刘丰等人。
周总理用刚劲有力的手握住我的手，面带微笑，和蔼地说：“我已等候你多时了。”
接着简要地向我交代任务：“曾思玉同志，调你去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任军区政治委员。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军队，调整部署，稳定局势，做好大联合工作。
军委空军政委余立金同志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真同志正在武汉王家墩机场等你，武汉的情况由他们向你做详细介绍，飞机仍在西郊机场等着你，你们马上启程，祝你们一路顺利！”
离开钓鱼台后，我匆匆前往京西宾馆向陈锡联司令员辞别。由于时间紧迫，不可能过多地交谈。
陈锡联司令员对我仓促离开沈阳深表留恋，他说：“你是在危难之际受命赴任啊！责任重大，现在武汉情况极为混乱，周总理调你去，是希望你能够很快稳定那里的局势，你一定要把握住局势，尽快有效地开展工作，不要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你的期望。”
“是啊，我也感到责任十分重大啊！”
短短十几分钟的会面，我们两位老战友难以用话语来表达互相关爱的心情。我们紧握双手重复地说着：“保重！保重！”
我躺在行军床上，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反复琢磨周总理交代的任务。
我思考着：“掌握军队，调整部署，稳定局势，做好大联合工作。”
这19个字的任务，前8个字是指武汉军区的工作，后11个字是指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工作，而19个字又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13时，飞机抵达武汉王家墩机场。
7月的武汉，骄阳似火，气温高达40摄氏度。在机场休息室，余立金和李真同志将武汉情况向我做了介绍：军区司政后机关无人上班，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级党政机关都瘫痪了，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一辆辆卡车拉着头戴柳条帽，手拿梭镖、木棒的人，横冲直闯。建筑物、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喊个不停。街上人们眉头紧锁，步履匆忙。商店虽然开门营业，但顾客却寥寥无几，门庭冷清……
之后，孔庆德、叶明同志陪同我来到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在司令部办公室接见了部分军区机关干部。
夜深了，住在武汉军区曹家花园招待所的我，经过两天的奔波，虽然疲乏，但毫无睡意。武汉混乱局面像镜头一个接一个在脑子里不断回放。
为了迅速开展工作，稳定局势，我决定组建临时指挥所，由刘丰、孔庆德、叶明等同志参加，抽调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在招待所办公。
第一项工作就是调整军队部署。为了缓和独立师与“钢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经中央军委同意，将独立师调出武汉到黄陂休整，从空降军调两个师接替独立师担任城市治安、警卫任务。
在调整军队部署的同时，我通过召开会议、个别谈心等方法广泛与各群众组织特别是“钢派”“新派”等组织的头头接触。
有些群众组织为了他们派别利益的需要，到处张贴标语，甚至当面喊口号，称我为“红司令”“我们的亲人”等等。
更有甚者，他们还让我戴上本组织的红袖标，以达到在广大群众中造成我是他们后台的印象。
我只能很客气地对他们说：“我在中央苏区当红军时，就戴过多个红袖标，现在就免了吧！”
在洪山四十九师礼堂，有北京、上海等院校“造反派”头头专程来到武汉支持“百万雄师”，要求我接见。
我到现场，有的人当面喊我为“红司令”，要求我下命令发枪。
我就问他们：“你们要求发枪干什么用？”
他们说：“我们保护自己。”
我说：“有解放军保护你们，根本不需要发枪。”
此时，上海复旦大学有一名女学生（“造反派”头头）用质问的口吻对我说：“我要是司令，我就发枪！”
我说：“那好吧，你向周总理报告，任命你当司令。”
她还是不依不饶地纠缠。
她一听没有希望了，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我利用参加大小会议等机会，反复耐心地宣传党中央和周总理关于要稳定局势、搞好大联合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和打、砸、抢行为。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斗私批修”方针指引下，实现革命大联合。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武汉的混乱局面得以逐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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