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有句古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精准道破了后勤保障对于军队作战的决定性意义。后勤保障的核心涵盖衣食住行保障与武器弹药补给等关键领域，而“吃”作为维系官兵生存与战斗力的首要前提，始终占据着特殊地位。一支饥肠辘辘的军队难以驰骋疆场，这一朴素真理，中国军队的决策者们始终了然于胸。回溯人民军队的建军历程，后勤保障曾长期面临极端匮乏的困境——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打到哪吃到哪”，后勤补给几乎全靠自身筹措与根据地民众的鼎力支援；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野战军规模扩大与作战样式升级，各部队逐步组建专属后勤保障体系，为大兵团战役提供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设立总后方勤务部，标志着我军后勤工作迈入规范化发展轨道。
抗美援朝战争，成为检验我军后勤保障能力的“极限考场”。出国作战带来的漫长补给线，叠加美军“空中绞杀战”的封锁，使我军后勤保障陷入极度困窘之境，其中“吃”的问题尤为突出。志愿军官兵在冰天雪地中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却常因补给中断而饥饱无常，战术攻势最多只能维持七天，被美军称为“礼拜攻势”。更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对敌军后勤物资缺乏认知，不少战士将缴获的美军野战罐头误作无用之物丢弃。这场残酷的战争让我军深刻认识到野战食品标准化建设的紧迫性，战后后勤保障体系持续升级，彻底终结了官兵“饿肚子打仗”的历史。如今，人民解放军的野战食品已实现迭代升级，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而这背后，凝结着总后所属三线军工人的智慧与心血，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第一代野战口粮：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心酸记忆
抗美援朝战争前，人民解放军尚未形成制式化野战食品体系。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受地域条件限制，部队作战携带的食物多为腊肉、煎饼、炒黄豆、小米等便于储存的食材。直至抗美援朝战事胶着，前线官兵对便捷熟食品的迫切需求，推动了炒面这一传统食物成为首批成批量供应的野战食品。志愿军入朝初期，美军的狂轰滥炸使前线“埋锅造饭”成为奢望，不少一线部队只能以烤土豆、煮玉米粒充饥，甚至在空腹状态下投入战斗。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前线部队关于供应便捷熟食品的诉求愈发迫切。
最早提出供应炒面的是前线指挥员。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北方民间小吃，炒面以面粉为主料，搭配大豆、芝麻等食材炒熟磨碎，食用时可加糖用开水冲调为稀糊，亦可加入荤油、食盐调味，兼具易储存、便携带、无需炊具的优势，自古便是远行之人的必备干粮——红军长征时期，正是依靠青稞炒面，才成功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对亲历抗美援朝的老兵而言，炒面是刻入骨髓的战争记忆。“若无炒面，部队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都无从谈起”，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在朝鲜战场上，从指挥员到普通战士，每人都配备一条直径约10公分、长1.2至1.4米的干粮袋，可装载10斤左右炒面或炒米，凭借耐储存、抗严寒的特性，能满足一名战士7至10天的生存需求。最艰苦的岁月里，前线水源匮乏，官兵只能“一口炒面一口雪”艰难吞咽，这一幕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最悲壮的场景之一。
炒面的局限性在坑道作战中愈发凸显——高温高湿环境使其极易霉变；营养结构单一导致维生素严重缺乏，长期食用不仅引发食欲不振、胃部灼烧等不适，更会诱发牙龈出血、口角炎、夜盲症等病症，严重影响官兵体力与战斗力。1952年后，前线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副业生产，种植蔬菜、制作豆制品，逐步改善伙食，前沿部队甚至能吃上油条豆浆，实现“两菜一汤”的保障标准，这既是无奈之举，更是对野战食品升级的迫切呼唤。
野战食品的研发
实战需求决定野战食品的研发方向。理想的野战食品需具备高度压缩、高热量、轻重量、小体积、易携带、可自热、耐储存、易保鲜等核心特性。与普通食品相比，野战食品的热量密度显著更高，少量食用即可满足高强度作战的体力消耗；自热功能更是关键突破，只需100毫升左右水体，便可在数分钟内将食品加热至可食用状态，适配各类极端气候环境。这一研发理念，贯穿了我军野战食品的迭代全过程。
1958年，解放军总后勤部联合上海食品工业研究所成功试制4种干粮，包括压缩咸饼干、杂粮饼干、压缩蚕豆糕、玉米糕等，开启了我国制式化野战食品的研发序幕。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压缩干粮成为研发核心，701、702等型号压缩干粮相继问世，逐步探索出适合我国军队需求的野战食品研发路径。
第二代军用口粮：“761”压缩干粮关键时刻能打人
1976年至1982年，我军启动新型野战食品研制，形成以“761”压缩干粮、脱水米饭、脱水面条为主食，以午餐肉丁、荤炒什锦、酱爆肉丁三种罐头为副食的保障体系。这一代野战食品首次实现主副食搭配，但食谱单一的问题较为突出，三种副食难以满足官兵长期食用的需求。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脱水米饭因保质期较短、脱水面条复水后口感欠佳，均未实现规模化列装。真正成为这一时期野战食品骨干的，是“761”压缩干粮。从对越自卫反击战至1995年，这款干粮始终是我军野战保障的核心品种，成为一代人的军旅记忆。
“761”压缩干粮以锡封铁皮盒包装，开启时需用刀具撬开盒口，每包为一日份，内装四块油纸包裹的饼干，主要由炒面与奶粉压缩制成，兼具高硬度与高密度的特性。据守卫老山的老兵回忆，当时每日配发三块干粮，虽香气浓郁，但硬度极高，“不慎便有崩牙之虞”，情急之下甚至可作为应急“武器”使用，其“硬核”特质可见一斑。
第三代野战口粮：861系列的体系化突破
1983年，我军启动第二代野战食品研制，提出构建普通单兵、普通集体、边防巡逻、坦克兵食品四大品类的体系化目标。其中，普通单兵食品适配老山前线穿插迂回部队及侦察兵使用；普通集体食品面向防御阵地、山头要塞等不便加热的分队；坦克兵食品针对特殊作战环境设计；边防巡逻食品则聚焦边境巡逻部队的保障需求，形成覆盖不同作战场景的研发布局。
861单兵食品作为该体系中的“边防巡逻食品”，于1983年启动研发，1986年9月定型，由猪肉米饭软罐头、水果软罐头、压缩干粮三部分组成，每日份重量1582.5克，热量达4275千卡。其核心突破在于首次将软罐头技术引入军需领域，填补了我军罐头食品发展的一项空白，兼具口味优良、营养均衡、热量充足、便携易用等优势。
侦察兵食品的研发同样成果显著。1986年2月至1987年6月，科研人员成功研制包含米饭、酱米肉、水果软罐头、压缩干粮、巧克力、提神饮料等10种食品的侦察兵专用口粮，每日份分两包封装，重量仅985克，体积1435立方厘米。该口粮不仅体积小巧、营养丰富，更具备解渴、提神、抗疲劳的功效，极大适配了侦察兵的特种作战需求。
1989年启动研制、1992年完成的陆勤系列野战食品，进一步完善了体系化建设，涵盖普通单兵、特种单兵、普通集体、特种集体四大品类，每种食品均包含3种食谱。其创新点在于采用软包装材料，显著缩小体积、减轻重量，同时丰富主副食品种，提升官兵接受度与连续食用性。同期研发的90压缩干粮，针对性解决了761压缩干粮储存后发硬、口感不佳的问题，因1990年定型而得名，成为当时市面上最易接触到的军用食品。
脱水食品技术在这一阶段实现关键突破。1994年定型的94脱水米饭，攻克了建国以来长期存在的贮存期短、复水性能差等技术瓶颈，85℃以上热水复水10分钟即可食用，保质期延长至2年以上。军用蔬菜罐头研发也取得进展，针对传统高酸罐头品种单一的问题，成功研制脆绿黄瓜、麻辣豆芽、胡萝卜等低酸罐头，通过采用新型食品添加剂与烫漂工艺，降低杀菌温度，提升食材脆度与色泽，丰富了野战食品的营养结构。1983至1994年间，尽管第二代野战食品未正式通过鉴定，但7项研究成果斩获军队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彰显了我军野战食品研发的飞跃式发展。
第四代军用野战口粮：自热技术的革命性跨越
进入新时期，我军聚焦高能野战口粮与“主食、副食、汤饮料、自加热器”四大系列新型野战食品研发，在多个技术领域实现突破，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其中自加热器性能已比肩美军90年代水平。“凉水冲泡出热米饭、热面条”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场景，成为我军野战食品的真实写照。
我国自主研发的自热野战口粮，兼具体积小、营养高、口味优、便携性强等特点，其核心优势在于高效自热功能——无论凉水、热水，亦或是净水、浊水，只需注入食品袋夹层，数分钟内即可加热至适宜食用温度，完美适配寒区等极端环境。以“营养速食面条”为例，与民用方便面相比，其体积更小、保质期延长至2年以上，且可适配不同温度水体冲泡，完全满足野战需求。
作为应急保障的高能野战口粮，采用“高能模块+营养模块+风味模块+增效胶囊”的组合设计，经三层复合薄膜真空包装后装入纸盒，每日份净重约400克，热量达8360千焦耳，以块状或牙膏状形态呈现，适配机动作战与特种部队3至5天的应急保障需求。冻干食品技术的应用，为特殊环境保障提供了新路径——基于水的三相变化理论，采用冷冻升华干燥技术对新鲜蔬菜等食材进行脱水处理，结合真空充氮、脱氧等包装工艺，使产品长期贮存后复水，仍能保留原有色、香、味、形与营养，有效解决了高原、边防、海岛、舰艇等部队的蔬菜供应难题。
如今的人民解放军野战保障，早已告别了朝鲜战场上“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岁月。以09野战食品为代表的新一代产品，凭借羊肉抓饭、豆沙米饭等丰富口味，搭配酱牛肉等优质副食，彻底改变了外界对中国军队野战食品的认知。从昔日的“炒面充饥”到如今的“营养自热”，中国军用野战口粮的演进之路，既是军队后勤保障能力不断升级的缩影，更是国家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见证——曾经在野战食品领域奋起直追的中国军队，如今已昂首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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