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市舶司在其间扮演核心角色。它不仅是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行政工具，还像一把钥匙，开启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的财富之门，串联起一个空前活跃的中外贸易盛景。
「国之枢机」
北宋立国之初，于开宝四年在广州率先恢复设立市舶司。之后，随着贸易量激增和航线发展，又先后在杭州、明州（今宁波）设立相关机构。
政和三年，朝廷在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市舶务，成为上海地区参与国家海外贸易管理的最早行政记录。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长江入海口区域被正式纳入全国海上贸易管理体系。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华亭县作为临安（杭州）外围港口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为日后上海崛起成为贸易枢纽埋下了历史伏笔。
这一时期，泉州“异军突起”，正式设司，并在南宋后期超越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同时，密州（今山东胶州）、温州、江阴等地也曾短暂设立过市舶司或市舶务，进一步形成了以广州、泉州、明州为主干的多点开花的港口管理体系，清晰勾勒出宋朝海上贸易的主动脉。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与宋朝通商贸易的有50多国：海南诸国有三佛齐、阇婆、加牙斯和渤泥等；向东为琉球、高丽、日本；向西，到中南半岛，包括交趾、占城、真腊、真里高和吉兰丹等；过麻六甲，到印度洋，则有位于次大陆上的“西天诸国”；继续向西，就是大食诸国，以及非洲东岸诸国，如层拔（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弼琶罗（索马里柏培拉）和勿斯里（埃及开罗）等。
在这一空前活跃的中外贸易网络中，市舶司像一座精密的枢纽，连接着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它的职能繁杂且系统，主要目的是既确保朝廷财政之利权所在，又活跃民间商贸市场。
一是“抽解”与“博买”：对进口货物进行征税，推行专卖措施。
“抽解”即对进口货物征收实物税，通常税率在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之间浮动，是市舶收入的基础。“博买”又称“官市”，即对抽税后的珍稀货物，如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等，再进行强制性收购。价格由朝廷规定，通常低于市场价格，并通过“榷货务”专卖，获取超额利润。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初期，仅广州一港的市舶收入就达“岁入百万缗”。到绍兴年间，全国市舶总收入更是可观。南宋高宗就直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这一财政贡献在应对北方军事压力、维持政权运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纲首”与“公凭”：规范贸易流程，提供交易便利。
市舶司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特别是中国海商，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商船出洋前，须向市舶司申请“公凭”（出海许可证），详细申报船员、货物、目的地等信息。回航时，需在原发港“回舶”，并接受检查与抽税。《宋史·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公凭”的申请流程和内容要求，包括船主、货主、船员名单、货物种类数量、航行目的地等，堪称中国古代的“进出口许可证”制度。这一制度既保障了国家税收和安全，也为合法商人提供了官方保护和贸易便利。
对于引领商船、负责与外商交涉的“纲首”，市舶司通常会给予一定的优待和身份认定，并利用他们来管理船队、维持秩序，形成“以商治商”的高效管理模式。
三是“祈风”与“阅货”：祈求航行平安，防止走私和违禁品。
宋代海船航行依赖季风：每年夏初西南风至，外商与本土商船抵港；冬初东北风起，则扬帆出海。相应地，市舶司官员及地方长官会主持盛大的“祈风”典礼，祈求航行平安。这既显示对贸易活动的支持，也是一种文化仪式，有助于增强与外商的情感联系。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至今保留有10处宋代遗迹，最早为淳熙元年，最晚为咸淳二年，记录了市舶司官员主持祈风仪式的盛况。
“阅货”则是在商船抵港后，市舶司官员登船检查货物，防止走私和违禁品，系“抽解”与“博买”的前置程序。这一过程在宋代文献中多有描述，展现了当时海关查验的严谨程序。多数货物在“阅货”后，商人即在市场上自由销售。
「万国梯航」
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沉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载重约200吨。船舱内出土的遗物，包括香料木、胡椒、槟榔、乳香、龙涎、朱砂、水银等，与文献记载的进口商品高度吻合。
这一时期，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其中，宋瓷（如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以精湛的工艺、优雅的审美风靡亚洲乃至东非。同时，金银铜钱与铜器亦为“畅销品”。由于宋朝经济的发达，中国铜钱成为东南亚和东亚许多地区的“国际货币”，以至于国内屡次出现“钱荒”。这一时期，书籍与印刷品也是不可忽视的出口商品。宋代的刻书业发达，其典籍、佛经、医书等对周边文化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主要进口商品：一是香料，如乳香、龙涎香、檀香、胡椒等，主要用于饮食、医药和宗教仪式。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绍兴年间，仅乳香一项，每年进口量就达数十万斤。二是珍宝，如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等，主要为了满足皇室和上层社会的奢侈需求。三是药材与原料，如没药、阿魏、苏木以及用于造船的优质木材。
广州、泉州、明州等国际性港口的繁荣，是市舶司有效管理的直接成果。据估算，泉州港极盛期的年贸易总额高达数百万贯，形成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伊本·白图泰记述：“渡大洋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
宋朝的海船制造技术世界领先，采用水密隔舱、指南针导航等先进技术，确保远航的安全与效率。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宋朝使臣乘坐的“神舟”长达三十余丈，可载数百人。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贸易的规模、频率和范围都远超从前。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宋初年，市舶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5%至20%。海外贸易刺激了东南沿海手工业（如陶瓷业、丝织业）的专业化生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与之相伴，“重农抑商”的思想有所松动，追逐海外利润一度成为风尚，社会生活日趋世俗化、商业化。
通过交往，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传至欧洲，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其中，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在宋代朱彧《萍洲可谈》中有明确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总之，宋朝通过市舶司体系，成功地将自己置于早期全球化贸易网络的核心位置。从东非基尔瓦遗址出土的宋代钱币和瓷器到波斯湾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考古实物证明了这一海上贸易网络的广度和深度。从中，我们感触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商业繁荣，更是古代中国的海洋气息、开放气质。
（作者分别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程杨，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武世刚）
原标题：《学林随笔｜两宋时期设立的这一重要机构，串联起古代中外海洋贸易盛景》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曹立媛
来源：作者：程杨 武世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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