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硝烟刚散，解放军俘虏了一名国民党副师长。
这个穿着国军将官制服的人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要求：给周恩来发电报，就问一句话——"有无黎强同志"。
一个国民党的师级军官，怎么会认识周恩来？
更奇怪的是，他要找的这个"黎强"又是谁？
这背后藏着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1927年的四川安岳县，12岁的李碧光还是个半大孩子。
那年他表哥姚仲蜀经常神神秘秘地往家里跑，有时候会让李碧光帮忙送个信、传个话。
小孩子不懂这些，只觉得给表哥跑腿挺有意思。
后来他才明白，那些看似普通的信件和口信，都是地下党的联络暗号。
这个少年从小就聪明，读书特别用功。
1935年他考进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这所学校当时在成都很有名气。
就在学校里，李碧光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周俊烈。
周俊烈年纪比他大一些，思想很进步，经常给同学们讲革命道理。
两个年轻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周俊烈看这个小老乡悟性高、靠得住，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他接触进步思想。
1938年7月，23岁的李碧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延安。
那时候去延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路上要躲国民党的关卡，还得防土匪。
他一路辗转，终于到了心中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9年春天，延安的春风还带着寒意。
李碧光被叫去谈话，组织上说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他。
具体是什么任务不能说得太细，只告诉他要回国统区，打入敌人内部。
这种任务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从此以后就要隐姓埋名，随时可能暴露身份丢掉性命，甚至可能永远没人知道你为革命做了什么。
李碧光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他知道这是组织的信任，也明白革命需要有人去做这种最危险的工作。
1939年5月，他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南方局的同志专门给他做了详细安排。
董必武亲自给他取了个代号叫"黎强"，意思是黎明的曙光终会到来，要坚强地等待那一天。
从此李碧光这个名字被藏了起来，对外他叫李长亨，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黎强"这个代号。
回到四川后，李长亨开始精心编织自己的新身份。
他利用家族关系，托人找门路，装出一副想在国民党那边谋前程的样子。
1940年，他成功考进了成都中央军校的政治研究班。
这个班专门培养政工干部，学员大多有些背景，李长亨凭着聪明劲和八面玲珑的处事方式，很快就在同学中站稳了脚跟。
军校毕业后，李长亨的潜伏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
1943年，他成功打进了中统——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之一。
他被任命为成都实验区区长助理，这个职位看起来不高，实际上能接触到不少机密情报。
李长亨表面上勤勤恳恳工作，暗地里却把有价值的情报一点点记在心里。
他这人有个本事，就是特别会察言观色，跟谁都能聊得来。
同事们都觉得这个李长亨人挺不错，能喝酒、会来事，慢慢就对他放松了警惕。
1944年，他又被调到四川省特工委一组当主任干事，离核心机密越来越近了。
1945年3月发生了一件惊险的事。
李长亨那时候已经跟中统的一个科长叶申之混得很熟。
有天晚上，几个人在外面喝酒，李长亨故意把叶申之灌得酩酊大醉。
醉酒的叶申之开始吹嘘自己掌握了多少情报，还拿出一份名单炫耀，说这上面都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情"——也就是叛徒。
李长亨当时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表面上还得装作漫不经心地陪着笑脸。
他趁着叶申之不注意，偷偷把那份名单拍了下来。
那个年代拍照可不像现在，他得找理由离开酒桌，躲到暗处，手都在抖着按快门，生怕弄出动静被发现。
拍完照，他若无其事地回到桌前，继续陪叶申之喝酒。
这份名单后来被送到了组织手里，四川的地下党组织因此得到预警，及时转移了好多同志，避免了巨大损失。
李长亨自己却不能有任何异常表现，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跟叶申之有说有笑，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1946年8月，李长亨的世界突然塌了一半。
他接到消息，当年在延安介绍他入党的周俊烈被捕了。
入党介绍人被抓，这对潜伏人员来说几乎是最致命的打击。
只要周俊烈一开口，李长亨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等待他的就是死路一条。
组织上紧急联系他，让他马上撤离。
那时候只要一声令下，李长亨可以立刻离开成都，回到解放区。
可他想了想，做了一个大胆得近乎疯狂的决定——不走，继续留下来。
他赌周俊烈不会背叛，赌这个曾经的引路人宁死也不会出卖同志。
这场赌局的筹码是他的命。
每天早上醒来，李长亨都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是最后一天。
他照常上班、开会、应酬，跟同事们谈笑风生，心里却时刻绷着一根弦。
夜里睡觉都不敢睡沉，随时准备有人来抓他。
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个月，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动静。
后来李长亨才知道，周俊烈在监狱里受尽酷刑，愣是一个字都没吐。
这位老战友用生命守住了秘密，也保住了李长亨的安全。
这份恩情，李长亨记了一辈子。
1948年，国民党的败局已经越来越明显。
李长亨这时候已经爬到了陆军补训总队政工室主任的位置，掌握着不少军事情报。
这年底，他所在的部队突然接到调动命令，要开拔到前线。
这一调动，李长亨和组织的联系就彻底断了。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联络全靠秘密据点和联络员。
部队一动，原来的联络渠道全都用不上了。
李长亨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孤岛，既不知道组织在哪里，也没法把情报送出去。
这种感觉特别煎熬。
他不知道革命形势到底怎么样了，不知道解放军打到哪里了，也不知道组织有没有在找他。
最可怕的是，他开始怀疑自己这10年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会不会到最后连自己是谁都没人知道，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在战场上。
1949年初，李长亨又升了一级，当上了第45军312师的副师长。
这个位置已经很高了，可他心里却越来越不踏实。
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他跟着部队到处跑，每天都在想万一哪天真的打起来，自己该怎么办。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了。
李长亨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包围，很快就被击溃。
他穿着副师长的军装被俘虏了，跟一大群国民党俘虏关在一起。
看管俘虏的解放军战士把他们当普通战犯对待，根本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自己人。
李长亨心里那个急啊，可他不敢乱说。
万一说错了话，可能连累组织；如果碰到不了解情况的人，人家也未必信。
他在俘虏营里待了好几天，整天琢磨该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
机会突然就来了。
有天俘虏营里来了个解放军干部检查工作，李长亨远远一看，觉得这人特别眼熟。
仔细一想，这不是当年在延安抗大的同学钱申夫吗？
他激动得差点喊出来，小声叫了钱申夫的名字。
钱申夫也愣了，这个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副师长，怎么看着这么面熟？
两个人对了几句延安时的往事，钱申夫才确定，这确实是当年的老同学。
李长亨赶紧抓住他的手，说你得帮我给周恩来发个电报，就问一句话："有无黎强同志？"
这个请求听起来简直莫名其妙。
一个国民党的副师长，要给周恩来发电报找人？
钱申夫虽然觉得奇怪，还是答应帮他试试。
电报发出去后，李长亨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他不知道电报能不能送到周恩来手里，也不知道周恩来还记不记得"黎强"这个代号。
几天后，回电来了。
周恩来亲自回复，证实了黎强的身份，要求马上送他去北平。
李长亨拿到这封电报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0年了，整整10年，他终于可以用回自己的名字，可以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了。
到了北平，李长亨见到了久别的同志们。
组织上详细了解了他这10年的经历，核实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和做过的工作。
所有资料核对完毕，组织正式确认了他的身份，恢复了他的党籍。
那一刻，李长亨觉得自己终于从一个无比漫长的噩梦中醒来了。
组织上没让他闲着，很快就给他安排了新工作。
他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950年，他被任命为西南公安部办公室主任，负责镇反工作。
这些年积累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对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运作方式了如指掌，抓起特务来格外有效率。
李长亨这个人一辈子都很低调，很少跟别人讲自己当年的事。
他觉得那些都是应该做的，没什么好炫耀的。
1999年3月2日，这位老人在北京安静地走了，享年84岁。
他的一生用了五个名字：李碧光、李唯平、李长亨、黎强，最后又回到了李碧光。
每个名字都代表着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而那段最惊心动魄的岁月，就藏在"黎强"这两个字里。
李碧光的故事让人明白，革命不只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有看不见的战线上那些孤独的坚守。
10年时间，他把自己活成了另一个人，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靠的就是对信念的坚持和对组织的信任。
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他们隐姓埋名，默默付出，有的甚至到死都没能恢复身份。
正是这些人的牺牲，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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