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是个正经的“社死”现场,而是一场关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

谁能想到,咱们现在那个听起来带着点儿暧昧、甚至让人会心一笑的词——“周公之礼”,最早竟然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乱搞”的恶习而硬憋出来的一项国策?

更没人敢信,为了推行这套规矩,周公差点把自己的一世英名折再了那个尴尬的下午。

说白了,这事儿得怪商朝留下的烂摊子。

牧野之战打完,周人虽然赢了,但接手的局面简直就是个巨大的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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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社会风气,根本不是后来儒家书里写的那么温良恭俭让。

商人信鬼神,作风狂野得吓人,尤其是在男女那点事儿上,基本保留了原始部落的遗风。

什么抢亲的、群婚的,甚至家里亲戚之间乱来的,那都不叫事儿。

当时的局面有多乱?

据史料推测,那时候人口本来就少,因为这种混乱的男女关系,导致生下来的孩子体质差、畸形多,寿命短得可怜。

更要命的是,孩子不知道爹是谁,继承权根本没法算,天天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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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刚立足、分封了71个诸侯国的周政权来说,这要是再不改,“周虽旧邦”的命运恐怕会和商朝一样,迅速在一片狂欢中完蛋。

这时候,周公旦站出来了。

这位被后世捧上天的“元圣”,脑子确实好使。

他明白一个理儿:要想治国,先得齐家;要想齐家,必须得给男女这点事儿上个“锁”。

他这哪里是在定礼仪,分明就是在搞那个时代的“基因改良”和“维稳工程”。

于是,一套复杂得让人头秃的婚礼流程——“七礼”出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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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前六步,从提亲到把新娘接回家,硬是把两个人的结合变成了一场签合同一样的庄重盟约。

可是吧,真正让周公头大的,是这第七礼:敦伦。

啥叫“敦伦”?

大白话讲,就是指导新婚两口子怎么过那第一次夫妻生活。

再今天看来,这属于绝对隐私,但在那个蒙昧刚开的年代,周公觉得这恰恰是人和野兽的分界线。

你得让老百姓知道,这事儿是有仪式感的,是为了繁衍后代,不是为了瞎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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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广这个新政,周公拿出了惊人的执行力——他决定亲自上阵演示。

史书里这段记载,隔着三千年都能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尴尬味儿。

那天,周公拉着夫人,在宗庙那一堆青铜礼器面前,把前六礼演示得行云流水,底下的士大夫们一个个拿笔狂记,跟现在的实习生似的。

可到了“敦伦”这最后一步,气氛瞬间就凝固了。

虽然周公心里坦荡,觉得这是天地阴阳交泰的大道,但在几百双眼睛底下,把这种私密事儿公开化,这确实挑战了人类羞耻心的底线。

周公夫人当时就不住了,满脸通红,死活不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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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啊,这要是真演了,明天还得怎么见人?

眼瞅着这场旨在教化万民的典礼就要变成一场闹剧,周公站在台上,急得汗都下来了。

这要是搞砸了,新礼推不下去,大周的基业还是不稳。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角落里几个原本用来装酒的葫芦,意外成了救命稻草。

周公眼神一扫,看到这本来是一体的葫芦被剖开成了两个瓢,脑子里灵光一闪。

他当即抓起那两个半瓢,对着底下那帮看傻了的大臣高声说道:“这葫芦本是混沌一体,剖开便是一阴一阳;如今将它们重新合在一起,中间系上红线,便是夫妻同心、阴阳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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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应速度,简直绝了。

把那两个半瓢合起来,就是天道。

还要啥真人演示?

这只葫芦,就是天地间最完美的隐喻!

这一刻,不仅化解了朝堂上的尴尬,更诞生了中国婚俗中最顽强的一个符号——“合卺”(hé jǐn)。

那个原本直白甚至有点粗俗的“敦伦”演示,瞬间升华成了新人共饮合卺酒的优雅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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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里装的是苦酒,象征着夫妻俩以后要同甘共苦;两个半瓢合二为一,象征着两个独立个体的完整结合。

不过呢,历史这东西,总是在做减法。

过了几百年,到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

孔子老人家在整理周礼的时候,大概是觉得这也太露骨了,或者出于对人性更含蓄的理解,大笔一挥,把“敦伦”从婚礼流程里给删了,只保留了前六礼。

从此,原本七个环节的婚礼变成了“六礼”,那最核心、最私密的一环,退回到了洞房花烛的帐帘后面,变成了父母临行前塞给女儿的一本压箱底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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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说奇怪不奇怪,虽然“敦伦”不再是公开仪式了,民间却死活忘不了这茬,硬是保留了“周公之礼”这个说法。

这不仅仅是个段子,更像是一种潜意识的传承。

它提醒着后人:夫妻之,并非苟且,而是符合天道人伦的大礼。

那个被孔子删掉的环节,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作了合卺酒里的那一丝苦味,化作了对婚姻神圣性的最高敬畏。

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不得不佩服周公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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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周公之礼”,从来就不只是关于性的隐喻,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家庭、责任以及爱最古老、最庄重的承诺。

直到今天,洞房里的那杯交杯酒,依然流淌着三千年前那只葫芦里的苦味。

参考资料: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