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两个字，在贝迪亚的村口石碑上刻得金光闪闪，可到了夜里，那层金粉就被露水冲得发灰。十五岁的妮哈把第一次“仪式”的钞票数了三遍，叠成方块塞进胸罩，动作熟练得像在菜市场挑西红柿。第二天清晨，她照样得给弟弟买新球鞋，因为“家里唯一的男人不能穿破鞋去收账”。
外人一听“性工作”，脑子先闪过灯红酒绿，可在拉贾斯坦邦那条尘土飞扬的主街，交易完成得比加油还快：土墙后面一块布帘，二十分钟，手机扫码，家族群里立刻跳出“已入账”的绿勾。男人蹲在门外刷短视频，顺手把抽完的烟蒂按进泥里，算是对“圣职”的默祷。
最吊诡的是数据：家暴率4.3%，远低于全国平均，可识字率只剩21%。翻译过来就是——拳头确实少了，但能逃出去的出口也被提前焊死。识字的窗户钉死后，她们连“不”字都不会写，自然谈不上拒绝。所谓安全，不过是把危险磨钝了再递回去。
政府派的“拯救计划”工作人员，五年才劝走147人。理由听着像段子：转行去缝衣服，一个月挣四千卢比，可家里六张嘴等米下锅，缺口仍是两万。数字冷冰冰，却能把理想噎死。更糟的是，留下的人发现直播比站街更便宜——一根网线就能让全村男人当经纪人，画质再糊也遮不住年龄，十四岁还是四十岁，滤镜一拉，买家说了算。
有人把锅甩给殖民年代，说英国人先把她们标成“娱乐税种”。可两百年过去，收税的换了印度人，发票还是同一本。每年十亿美元的流水，养肥的不只是族长，还有县里的警察、村里的支书，甚至妇联的会计。链条末端，六岁的小女孩正学怎么把头发盘成髻，好让“女神”模样更标准；男孩们躺在摩托车上啃甘蔗，等着姐姐们把下一部手机钱打过来。
最扎心的场景发生在深夜：偶尔有嫖客动了恻隐，多塞两千卢比“给你读书”，妮哈们会笑着把钱举到灯泡下照水印，确认是真钞后，转身交给父亲，第二天照样出现在土墙后面。读书太贵了，贵到需要全家人一起凑幻觉，而幻觉一向按时价打折。
想破局的人说“教育、教育、教育”，可村里小学只剩一个老师，还是族长外甥。课本发到五年级，后面就只剩空白页，老师解释“反正她们用不上”。国际组织的笔记本电脑捐了十台，开机密码被写成家族姓氏，Wi-Fi 热点名干脆叫“Durga_5G”，信号满格，却连不上外面的招聘网站。
于是循环继续：越生越穷，越穷越“圣”，越“圣”越不敢停。圣母像脚下的蜡烛堆成小山，照得女孩们的影子像一条黑色传送带，把十五岁的身体直接送进三十五岁的黄昏。中间没有弯道，也没有红绿灯，只有家族微信群不停跳出的提示音——“新单已接，速回”。
若真要说还有什么变量，大概是手机电量。当最后一度电耗尽，屏幕黑下去的瞬间，妮哈们会在反光里看见自己的脸：还带着孩子气，却早早学会像大人一样叹气。那口气轻得像尘埃，落在石碑上，盖住了“自愿”两个字，也盖住了所有没说出口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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