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5日晚，浙江义乌一家公司里，29岁的杨女士刚上班不到一个月。
门铃响了，她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素未谋面的23岁男子陆某裕。下一秒，刀光闪过。9分钟内，她被连砍多刀，颈动脉断裂；上前阻拦的同事重伤倒地。
而凶手行凶后，走进电梯，竟戴上耳机，悠然听起了歌。
这不是电影，是真实发生的惨案。
更令人心寒的是，凶手被捕后轻描淡写：“我不想活了，找个人抵命。”他和受害者毫无交集，没纠纷、没矛盾，只因自己“不想活”，就把无辜者拖入地狱。
案发后，陆某裕迅速落网。
但接下来的事，让死者家属陷入更深的煎熬。他先是自称有精神病，申请鉴定；7月第一次结果未公开，10月第二次由检察院主导的鉴定明确结论：作案时精神正常，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可即便如此，案件拖了近一年才进入起诉阶段。姐姐李女士说：“案情很简单，就是故意杀人。”可简单的事，为何走得如此沉重？
更令人不安的是，陆某裕并非初犯。
未成年时坐过牢，2021年又因犯罪被判三年，2024年11月底刚出狱，仅一个多月就持刀杀人。前科累累，却能自由出入社会；心怀杀意，竟能轻易购得两把刀具。这背后的安全漏洞，谁来填补？
如今，家属唯一的诉求很朴素：死刑。
“我妹妹跟他无冤无仇，他想死就早点下去。”这句话里没有仇恨，只有绝望的公平渴望。
可现实是，每当恶性案件发生，“精神病”三字总被当作挡箭牌。网友愤怒质问：“既然是精神病，怎么不把家里钱撒大街？怎么不做点好事？”
这话虽尖锐，却戳中痛点：真正的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自伤多于伤人；而以“病”为名行恶者，实则是钻法律空子的冷血之徒。
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人把“精神病鉴定”，当成免死金牌的试探。
先杀人，再装病，拖时间、耗精力、二次伤害家属，这种操作，已成部分恶性犯罪者的“套路”。
法律当然要保护真正患病的人，但也必须守住底线：不能让“精神病”成为暴力的遮羞布，更不能让无辜者的命，沦为他人“求死”的祭品。
有人呼吁：“故意杀人，一律死刑不行吗？”这声音或许偏激，却反映了公众对正义迟来的焦虑。
当一个年轻人在电梯里听歌离开血泊现场，当一个姐姐每次回忆都“心在滴血”，我们该问的不是“能不能判死刑”，而是为什么总要等悲剧发生，才想起筑牢安全的篱笆？
杨女士的生命，停在了29岁。
她的照片里笑容温婉，身后是一家人的合影。如今，家人只求一句公正，一份不再被拖延的判决。
愿司法不再让受害者家属，在“鉴定”、“程序”、“考量”中，反复撕开伤口。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不是野蛮，而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良知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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