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曾国藩，你这是在养虎为患！”
面对朝中同僚几乎是吼出来的痛骂，他没有回答。
他只是转身，将帅印和兵符，亲手交给了那个昨天还在阵前砍杀他士兵的降将——雷豹。
那时，南疆的战事是一潭看不见底的烂泥，兵力匮乏，粮草断绝。
这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是他从绝境里，为自己，也为整个湘军刨出的一条血路。
所有人都说他疯了，朝廷的弹劾奏疏堆成了山。
五年后，决战来临。
当十五万叛军兵临城下，曾国藩终于放出了他亲手养大的这头“猛虎”。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份决定帝国命运的战报。
这头猛虎，究竟是会扑向敌人，还是会反口，将他撕成碎片？
雨水顺着营帐的破口滴下来，砸在地图上，洇开一团模糊的墨迹，像一摊干不了的血。
曾国藩用手指蘸了蘸那滩水，捻了捻，感觉又冷又滑。帐外，湘军的营地死气沉沉。
士兵们的脸和这天气一样，都是灰色的。
他们蜷在潮湿的草棚里，咳嗽声此起彼伏，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这不是打仗，这是在熬命。
三个月了，他们被十万叛军困在这片丘陵里，像一群被狼盯着的羊。
带来的兵，病死一批，战死一批，现在能站起来拿刀的，不到三万。
朝廷的圣旨一道接一道，上面写的都是“火速进剿，荡平顽敌”，可派来的援军，连个影子都看不见。
京城里的那些大人们，嘴皮子一碰，就是千军万马。
可他们不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士兵，都在用发抖的手，捂着自己咕咕叫的肚子。
“帅座，”彭玉麟走进来，身上的铠甲挂着水珠，脸色比外面的天还阴，“又断了一批粮草。后方的路，被山洪冲了。”
曾国藩没抬头，只是用那根沾了水的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道。
那道线，像一条勒在脖子上的绳索。
“人呢？”他问，声音很平静。
“还剩三天的口粮。再不想办法，弟兄们就要啃树皮了。”彭玉麟的声音里带着火气，“那些蛮子，就在山口外头唱歌，他们在等，等我们自己饿死。”
曾国藩站起来，走到帐门口，撩开帘子。外面是灰蒙蒙的一片，雨丝斜斜地织着，分不清天和地。远处隐约传来的歌声，野蛮又快活，像是在嘲笑他们的绝境。他看了很久，一动不动，像一尊淋着雨的石像。彭玉麟知道，帅座又在想办法了。每一次到这种要死人的关头，他都会这样站着，好像能从这该死的雨里看出一条活路来。
几天后，曾国藩设下了一个口袋阵。他用最后剩下的半数兵力当诱饵，几乎是拿人命去填，硬生生把叛军一支五千人的先锋部队给吞了进来。
那一仗打得天昏地暗，湘军的弟兄们杀红了眼，不是为了什么军功，就是为了抢对方身上那点干粮。
仗打完了，尸体堆得像小山，湘军也只剩下半条命。
但他们抓到了一个大家伙——叛军悍将，雷豹。
雷豹和他手下那五千降卒，被捆得像粽子一样，扔在营地中央的泥地里。
这些人一个个眼神凶悍，即使成了阶下囚，也像一群随时准备咬人的狼。
怎么处置他们，成了比断粮还头疼的事。
彭玉麟站在曾国藩身边，压低声音说：“帅座，按军法，当坑杀。这些人手上都沾着我们弟兄的血，留不得。留下他们，五千张嘴，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哪有粮食喂他们？”
周围的将领们也纷纷点头。杀了他们，一了百了，还能省下粮食。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稳妥的办法。
曾国藩没说话，他走到雷豹面前。雷豹满脸是血和泥，被两个士兵死死按在地上，但他还是挣扎着抬起头，冲曾国藩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要杀就杀！”雷豹吼道，声音像破锣，“十八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曾国藩没理他，他看着雷豹身后那五千名降卒。他们虽然被捆着，但身子站得笔直，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不屈和愤怒。他看到，雷豹在吼叫的时候，那些降卒的眼神，都死死地盯着雷豹。那不是看一个将军，是看他们的头狼。
那天晚上，曾国藩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的决定。
他下令，给降卒松绑，把军中仅剩的粮食分出一半，给他们熬粥喝。
第二天，在全军将士无法理解的目光中，曾国藩宣布：
将雷豹及其麾下五千降卒，一体收编，成立“新锐营”，粮饷待遇，与湘军老兵等同。
雷豹，官复原职，继续做他的统领。
整个营地炸开了锅。一个断了条胳膊的老兵冲到曾国藩面前，哭着喊：
“帅座！我兄弟就是死在他们刀下的！你怎么能……你怎么能让这群刽子手跟我们一起吃饭！”
曾国藩看着他，平静地说：“因为我们都需要活下去。”
“新锐营”成立的第一天，营地里就出了事。
一个湘军老兵去伙房打饭，看到一个“新锐营”的降卒插队，骂了一句“蛮子就是蛮子，不懂规矩”，两个人就打了起来。
接着，两边的人都涌了上来，要不是彭玉麟带亲兵用刀背弹压，当场就要火并。
晚上，彭玉麟找到曾国藩，帐篷里的油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照得他的脸也阴晴不定。
“帅座，您看到了。这就是一群喂不熟的狼。”彭玉麟把佩刀往桌子上一拍，发出沉闷的响声，“他们跟我们是死仇。今天打架，明天就可能在战场上从背后捅刀子。我们这是在自己身边埋了个炸药桶啊！”
曾国藩正在擦拭他的剑，动作很慢，很仔细，好像那不是一把杀人的兵器，而是一件瓷器。
“玉麟，你看这把剑。”他忽然说。
彭玉麟不解地看过去。
“它刚从炉子里出来的时候，是块铁疙瘩，又烫又烈，谁碰谁死。”曾国藩说，“要把它变成一把好剑，不能光用锤子砸，还得用水淬。砸是威，淬是恩。光砸，它会断；光淬，它不锋利。”
彭玉麟听得云里雾里：“帅座，现在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不是说这些玄乎道理的时候。”
曾国藩把剑插回鞘中，站起来。“雷豹是头狼，那五千人是狼崽子。狼只听头狼的。我们只要抓住了头狼的心，这群狼崽子，自然就听话了。”
第二天，曾国藩做了一件更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他把自己的亲兵卫队——那是湘军里最精锐、最忠诚的一百人——调到了“新锐营”，名义上是去“协防”，实际上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是监视。但他对雷豹说的话，却不是这么回事。
他把雷豹叫到中军大帐，没有刀斧手，没有卫兵，只有他们两个人。桌上摆着一盘刚下好的棋。
“雷豹，我的人在你那里，你的人也在我这里。”曾国藩指着棋盘，“这盘棋，我们得一起下完。我的亲兵，是你的人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把他们练得比跟着我的时候更强。你敢不敢接？”
雷豹看着曾国藩，这个人的眼神像一口深井，看不见底。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单膝跪地，声音沙哑：“帅座如此信我，雷豹这条命，以后就是帅座的。”
他是不是真心，没人知道。
曾国藩开始了他的“驯虎”之道。他给“新锐营”和湘军老兵下达了同样的训练任务，但每次考核，“新锐营”的物资总是最好的。谁在训练中拔得头筹，不管是降卒还是老兵，赏赐都一样，甚至对降卒更厚。他还经常去“新锐营”的食堂，和那些士兵一起蹲在地上吃饭，聊他们的家乡，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他从不提他们过去的身份，好像他们生来就是湘军。
湘军老兵们看不懂，怨气很大。他们觉得帅座偏心，胳膊肘往外拐。降卒们也看不懂，他们以前的将军，打了胜仗才会有赏，哪有像这样天天下“糖粒子”的。但肉是实实在在的，钱是实实在在的，尊重也是实实在在的。
雷豹像一头发了疯的豹子，没日没夜地操练“新锐营”。他把曾国藩派来的那一百个亲兵往死里练，也把自己的人往死里练。泥地里，两个阵营的士兵扭打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昨天的仇人，今天可能就是把你从泥潭里拉出来的兄弟。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吃这一套。一个月后，一个“新锐营”的百夫长，带着几十个心腹，企图在夜里叛逃，还想烧了粮仓。
很快，事情被雷豹自己压了下去。
他没等曾国藩下令，就把那个百夫长和几个头目的人头，用木匣子装了，亲自送到曾国藩的帐前。
曾国藩打开木匣子，看了看里面死不瞑目的头颅，然后对雷豹说：
“人是你抓的，也是你杀的。我相信你。但那些被裹挟的兵，就算了。水至清则无鱼。”
他下令，赦免了其余的叛逃者，只是罚他们去修筑工事。
雷豹看着曾国藩，这个男人的手段，比他见过的任何人都厉害。
他杀人，也救人。他给你雷霆，也给你雨露。你永远猜不透他下一步要干什么，但你又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
雷豹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叫作“敬畏”的东西。
曾国藩在南疆战场收编降卒的消息，像一阵风，吹进了京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紫禁城里的早朝，一下子变成了菜市场。
都察院御史乔嵩，是朝中有名的“炮筒子”。他是个干瘦的老头，一身官服穿在身上，像挂在衣架上，但精神头比谁都足。他第一个站了出来，手里的奏疏举得高高的，几乎要戳到皇上的鼻子。
“陛下！臣有本奏！”他的声音又尖又响，像一把锥子，“湖广总督曾国藩，在南疆擅自收编降匪五千余人，此举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匪就是匪，其心必异！今日降，明日就可叛！曾国藩此举，名为解兵力之困，实为养虎为患！他日此虎反噬，国之疆土危矣！请陛下降旨，严惩曾国藩，并立即将所编降匪一体坑杀，以绝后患！”
乔嵩的话，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自古以来，哪有打了败仗不杀俘虏，还把他们编进自己队伍，给一样的待遇的道理？这不是胡闹吗？
一时间，朝堂上附议之声四起。
“乔大人所言极是！曾国藩此举，太过荒唐！”
“妇人之仁，如何能为将帅？”
“万一那雷豹是诈降，与叛军里应外合，我南疆大营岂不危矣？”
唾沫星子横飞。那些在京城里吹着空调、喝着好茶的大人们，一个个义愤填膺，好像他们比在南疆前线淋着雨、挨着饿的曾国藩更懂怎么打仗。
龙椅上的皇帝，眉头紧锁。他知道曾国藩的难处，也知道湘军是现在唯一能打的部队。可满朝文武都这么说，众怒难犯。
最后，皇帝想了个折中的法子。他没有下旨申斥曾国藩，也没有同意坑杀降卒。他下了一道密旨，派自己最信任的亲信大臣，带着尚方宝剑，以“监军”的名义，前往南疆大营。密旨里说得很明白：默许曾国藩的练兵之法，但“新锐营”若有任何异动，监军可先斩后奏，连同曾国藩一并论处。
这道旨意，就像一把刀，悬在了曾国藩的脖子上。他不仅要防着外面的敌人，还要防着身边的“自己人”。
监军大臣到了南疆大营，那是个比乔嵩还讲“规矩”的人。他每天都跟在曾国藩屁股后面，查军粮，点兵员，尤其是对“新锐营”，更是看得死死的。他见了雷豹，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张口闭口就是“尔等降人，当知天恩浩荡”。
雷豹是个粗人，哪里受得了这个。好几次，他都差点拔刀，都被曾国藩用眼神按了下去。
曾国藩对监军大臣客客气气，每天好茶好饭伺候着，军务上的事，也事无巨细地向他汇报。但涉及到“新锐营”的训练和指挥，他却寸步不让。
“大人，”曾国藩对监军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支部队，既然皇上交给了我，我就要对它负责到底。您尽可以看，但请不要插手。否则，仗打败了，算谁的？”
监军大臣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每天写密报回京城，把曾国藩的“跋扈”和“新锐营”的“隐患”，添油加醋地说上一遍。
而京城里的乔嵩，也没闲着。
他隔三差五就上一道奏疏，内容都差不多：
南疆战事迟迟没有大的进展，就是因为曾国藩不敢放心使用“新锐营”，证明了他当初的决定是错的。
他是在用国家的军饷，养着一群不敢用的闲人。
乔嵩的奏疏，就像不停敲打的鼓点，一下一下，敲在皇帝的心上，也敲在曾国藩的声望上。“养虎为患”这四个字，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曾国藩的额头上。
五年就这么过去了。
五年的时间，在京城，是皇帝换了几个年号，是乔嵩的皱纹又多了几条。而在南疆，五年，是无数次的日晒雨淋，是无数场不大不小的仗，是无数个弟兄的伤和死。
南疆的战局，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僵持。
曾国藩靠着“新锐营”这支生力军，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了南疆的土地上。
他不再是被围困的羊，而是变成了一头能跟狼群对峙的狮子。
他一点一点地往前拱，收复了一些据点，把战线往前推了几十里。
但要说彻底荡平叛军，还差得远。
叛军也学乖了，他们不再跟曾国藩硬碰硬。
他们化整为零，今天在这里烧个村子，明天在那里劫个粮道，像一群烦人的苍蝇，打又打不死，赶又赶不走。
“新锐营”在这五年里，脱胎换骨。他们成了整个湘军里最能打的部队。
瘴气、沼泽、丛林战，这些让湘军老兵头疼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就像家常便饭。
他们打起仗来，比湘军还狠，比叛军还野。雷豹的威望，在军中甚至快要赶上彭玉麟。
但那根刺，一直都在。
“新锐营”的士兵，无论立了多大的功，回到营地，总能感觉到一些异样的眼光。
湘军老兵们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把他们当“外人”。
监军大臣五年如一日地写着他的小报告，报告里，“新锐营”的每一次胜利，都被描述成“侥幸”，每一次伤亡，都被归结为“蛮性难驯，不计后果”。
乔嵩的奏疏也从未断过。他的逻辑很简单：五年了，曾国藩还没平定南疆，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失败。如果他当初没有收编降卒，而是请求朝廷增派援兵，或许战事早就结束了。他为了自己的一意孤行，靡费国帑，耗时五年，罪莫大焉。
这五年里，发生过一次最危险的事。
那是在一次追剿叛军的战斗中，“新锐营”的一个偏将，带着他手下五百人，追得太深，陷入了叛军的包围。那偏将也是个降将。情况万分危急。
监军大臣立刻找到曾国藩，说：“帅座，此人必是诈败，想借机回归叛军！不可救！让他自生自灭，正好可以清除一个隐患！”
彭玉麟也犹豫了，他说：“帅座，地形不明，贸然去救，可能会把我们自己也搭进去。”
曾国藩看着地图，只说了一句话：“他现在穿着湘军的军服。他是我的兵。”
他命令雷豹，亲率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那五百人救出来。
那一仗，雷豹杀疯了。他带着“新锐营”，像一把尖刀，硬生生把叛军的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口子。救出那五百人时，他们已经只剩下不到两百人，个个带伤。雷豹自己也中了一箭，差点掉下马。
回到营地，那个被救的偏将跪在曾国藩面前，哭得像个孩子。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磕头，把额头都磕破了。
从那天起，“新锐营”看曾国藩的眼神，彻底变了。那不再是敬畏，而是信服，是那种可以把命交出去的信服。
但这件事传到京城，在乔嵩的嘴里，就变成了“曾国藩为收买降将人心，不惜牺牲大军，陷主力于险境，实乃本末倒置”。
曾国藩听了这些传言，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他继续修他的工事，练他的兵，好像外面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像一个耐心的铁匠，守着他的炉子，等着那块铁，烧到最红，可以淬火的那一刻。
他知道，那一刻，快来了。
第六年的夏天，雨水比往年都大。山洪暴发，道路泥泞，整个南疆就像一个泡在水里快要烂掉的瓜。叛军也像这天气一样，突然变得疯狂起来。
蛰伏了五年的叛军主力，得到了域外势力的支持，一夜之间，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集结了十五万大军。他们的兵器，不再是以前那些生了锈的大刀长矛，而是换上了一批锃亮的洋枪洋炮。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镇南关。
镇南关是曾国藩整个南疆防线的咽喉。它像一颗钉子，钉在叛军腹地和后方的连接线上。一旦镇南关失守，湘军就会被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到那时，就是全线崩溃，被人像赶鸭子一样赶进海里。
叛军主帅是个老狐狸，他没有直接攻打镇南关。他派出一支五万人的精锐，佯攻曾国藩的中军大营。这支部队打得极其凶猛，摆出一副要跟曾国藩决一死战的架势。
曾国藩被死死地拖住了。他明知道这是调虎离山，却不能不接招。中军大营若是有失，军心就散了。他被钉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叛军的十万主力，像潮水一样，涌向了镇南关。
镇南关里，只有彭玉麟和他手下不到一万的兵。而且，大部分还是这几年打仗剩下的老弱残兵，缺胳膊少腿的，能拿起刀跑几步就喘气。
求援的信使，一波接一波地冲向曾国藩的大营。
最后一个信使冲进来的时候，已经不像个人样了。他浑身是血和泥，盔甲破烂，一条胳膊软绵绵地耷拉着。他跪在地上，从怀里掏出一封被血浸透的信。
“帅座……彭将军……顶不住了……”信使说完这句话，就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大帐里的气氛，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
彭玉麟的信写得很短，字迹潦草，看得出是在极度仓促的情况下写的。信里说，叛军的火炮太猛，城墙已经塌了几个口子，弟兄们正用人命在填。他估计，最多还能守一天。信的最后，彭玉麟用血写了一句话：“切勿以国运赌人心！”
所有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现在，唯一能在一日之内赶到镇南关的，只有一支部队——驻扎在侧翼的，雷豹的“新锐营”。
一个将领忍不住开口：“帅座，这绝对是个圈套！叛军围攻镇南关，就是为了把雷豹的‘新锐营’引过去！他们毕竟都是降卒，跟叛军那边不清不楚，万一……万一他们在阵前倒戈，那镇南关就彻底完了！彭将军和那一万弟兄，就全完了！”
“是啊，帅座！不能冒这个险！”另一个将领也说，“雷豹此人，野性难驯。五年了，谁知道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这一个篮子里！”
大帐里吵成一团。所有人的意见都出奇地一致：不能派雷豹去。这是拿整个南疆战局，拿几万弟兄的性命做赌注。赌输了，满盘皆输，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
曾国藩一言不发，他只是死死地盯着地图。地图上的镇南关，那个小小的墨点，此刻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要把所有人都吸进去。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从他的中军大营，到镇南关，再到雷豹的驻地。三点一线，一个完美的死亡陷阱。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帐篷外，雨声、风声、还有远处隐约的炮声，交织在一起，像一曲催命的歌。
所有人都看着曾国藩，等着他做最后的决定。
终于，曾国藩抬起了头。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眼神却异常明亮，亮得像两把刀。
他拿起帅案上的令箭，走到那个昏迷的信使身边，把他扶起来，拍了拍他的脸。
“回去告诉彭将军。”曾国藩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帐篷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援军，一个时辰后就到。”
他顿了顿，看着帐中所有将领惊愕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
“告诉他，援军的旗号，是一个‘雷’字！”
京城，紫禁城，军机处。
这里的空气比南疆的雨天还要压抑。巨大的宫殿里，十几根蜡烛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惨白。皇帝坐在最上首，一夜没睡，眼窝深陷。下面站着的，是满朝最核心的文武大臣。他们也一样，站了一夜。
他们在等南疆的战报。
所有人都知道，决战的时刻到了。是彻底平定南疆，还是前功尽弃，就看这一仗。
都察院御史乔嵩，站在人群的前面。他比五年前更老了，背也更驼了，但那双眼睛，还是像鹰一样锐利。他面无表情地站着，一动不动，仿佛已经预见到了结局。他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悲剧性的冷笑。他等这一天，也等了五年。
“报——”
一个尖利的声音从殿外传来。紧接着，一个驿卒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他身上的衣服被汗水和雨水湿透，手里高高举着一个用火漆封口的竹筒。
“南疆……南疆十万火急军情！”驿卒喊完，就瘫在了地上。
一个太监赶紧跑过去，接过竹筒，用颤抖的手掰开火漆，取出里面的战报，小跑到皇帝面前。
皇帝摆了摆手，示意他直接念。他已经没有力气自己去看了。
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只有烛火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
太监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尽可能平稳，但依然掩饰不住紧张的声调，高声诵读起来：
“南疆急报：叛军主力十五万，倾巢而出，以十万之众围攻镇南关。职部（彭玉麟）率残兵不足万人死守，城关数次被破，伤亡惨重。曾帅主力被叛军左翼五万精锐死死牵制，无法驰援。战局……万分危急。”
读到这里，大殿里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情况比所有人预想的还要糟糕。
乔嵩的嘴角，那丝冷笑更明显了。
太监咽了口唾沫，继续往下读，声音开始发颤：
“昨日申时，曾帅于危急关头，力排众议，下令命驻扎于侧翼之‘新锐营’统领雷豹，率本部兵马，驰援镇南关……”
“什么？！”一个武将忍不住失声叫了出来。
“他疯了！”另一个文臣脸色煞白，“他真的敢用那支部队！”
乔嵩闭上了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在为这个注定要覆灭的王朝哀悼。
太监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嘶哑，他死死地盯着手里的那张薄薄的纸，好像上面写着的是什么妖魔鬼怪。他停顿了下来，额头上全是冷汗，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大殿里，死一样的寂静。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短暂的停顿，比任何声音都更让人恐惧。
乔嵩猛地睁开眼睛，他再也忍不住了，上前一步，对着那个太监厉声喝问：“说下去！雷豹如何了？是不是叛了？！”
那太监被他这么一喝，吓得一个哆嗦，手里的战报都差点掉在地上。
他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带着哭腔，几乎是喊了出来：
“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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