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的人，临终前想的都是家里的事，是儿女，是亲人。
可1991年5月14号那天，北京301医院病床上躺着的浦安修，心里头装的却是一本书。
她已经73岁了，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颤颤巍巍地写了封信，就一句话，让护士务必交到杨尚昆手里。
信封上八个大字，写的不是别的，是“关于老彭传记事”。
这八个字的分量，沉甸甸的。
信送到中南海杨尚昆手上的时候，天都快亮了。
他看着信，半天没说话，屋里的人大气都不敢出。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老战友最后的嘱托，耽误不起。”
就这么一句话，一桩横跨了生死的工程，算是彻底定了下来。
这封信，也把所有人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了几十年前。
时间得倒回1962年，杭州西湖边的吴家花园，天总是阴沉沉的，下着小雨，跟人的心情一样。
屋里头，彭德怀正闷着头削梨，他手稳，刀快，梨皮削得又薄又长，一点没断。
削完了，他把梨子工工整整地切成两半。
这在老理儿里头，叫“分梨”，谐音“分离”，意思到了，话都不用多说一句。
他把其中一半推到妻子浦安修面前，嗓子有点哑，但话里的意思不容商量：“安修，你要是还信我，就别吃这半个梨。”
这哪是递个水果，分明是把一个天大的选择题，摆在了浦安修面前。
一边是丈夫，另一边是组织和当时的政治风气。
浦安修的眼泪早就憋不住了，一串串地往下掉，看什么都是模糊的。
她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接过了那半个梨，就着眼泪，狠狠咬了一口。
她懂这个意思，可在那个人人都要表态、划清界限的年头，她一个高级干部，又能怎么选？
旁边的杨献珍急得直跺脚，想拦又不敢拦。
彭德怀看着她吃了梨，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僵住了，他把手里剩下的半个梨猛地摔在地上，梨汁溅得到处都是。
他没回头，大步走了出去，那扇木门“吱呀”一声关上，又“砰”的一声合拢，声音不大，却像锤子一样，砸在屋里每个人的心上。
从那天起，两个人就再也没见过面。
浦安修回去就给组织写了离婚报告，可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杨尚昆看了报告，批了几个字：“划清界限不一定要离婚。”
周恩来也说，这是家务事，组织不管。
报告就这么被压了下来，法律上，他们还是夫妻，可实际上，心早就跟那摔碎的梨一样，碎了。
十二年后，1974年，彭德怀病重，快不行了。
有人去问浦安修，要不要去医院看最后一眼。
她在屋里坐了很久很久，最后摇了摇头，轻轻说了七个字：“我还是不去了吧。”
就这么一句话，把两个人最后见面的机会也给堵死了。
彭德怀直到闭眼，也没能等到那个他叫了二十多年“安修”的女人。
这件事，成了浦安修后半辈子心里头最大的一块石头。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
后来有一次，她跟老朋友杨献珍说：“现在想想，当年的梨，是我吃错了。”
一句话，说尽了这十几年的悔和痛。
真正的改变，是在1978年。
那一年，很多事都变了天。
浦安修恢复了工作，组织上让她参与整理《彭德怀军事文选》。
有一天开完会，大家都走了，她一个人留在资料室里。
她翻着那些发黄的电报、文件，上面全是彭德怀用红蓝铅笔写的批注，字迹还是那么刚劲，骂起人来还是那么不留情面。
看着看着，她的眼泪又下来了，一滴一滴落在纸上。
那一晚，她对写作组的同事说：“要是能把老彭一辈子的事写成一本完整的传记，我这辈子就算死，也能闭上眼了。”
这不光是说给别人听的，更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上面很快就批了这件事，还补发了四万八千块钱的抚恤金。
这笔钱，加上彭德怀生前留给她的四千块，她掰成了几份。
彭德怀留下的钱，她自己只拿了两千，剩下两千寄回湖南湘潭老家，算是替“老彭”给老家的亲戚尽一份心。
那四万多抚恤金，她一分没动，全当了写作组的经费，请人吃饭、买资料、出差，都从这里面出。
有人劝她，给自己留点养老钱。
她把手一摆，很严肃地说：“这是公家的钱，是用来写书的，不能跟我的钱混在一起。”
写传记是个磨人的活儿。
材料堆得像小山，一个细节得翻好几份不同的资料来印证。
尤其是那些关键的战役，当年开会的录音磁带找不到了，就得去中央档案馆、军事档案馆一层层打报告申请。
浦安修那时候已经快七十岁了，身体也不好，但她天天泡在资料堆里，一坐就是一天，忙起来连中午饭都忘了吃。
有一次，她在核对红三军团长征时期的电报，眼睛花了看不清，就让身边的助理抄，她来念。
她靠着记忆，一份一份地念出来，时间、地点、番号，一个字都不错，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
到了1990年底，她的身体彻底垮了，心脏出了大问题，医生让她必须卧床休息。
可她心里哪放得下，书稿还差最后三章没定稿：《抗美援朝归国》、《庐山会议风波》和《晚年沉冤》。
这三章，一章比一章难写，一章比一章敏感。
写作组的人到病房跟她汇报进度，她躺在床上，说话声音很小，气都喘不匀，可脑子清楚得很，一口气指出了十几处史料需要补充出处，对细节的要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她这是在用命，换一本真实、完整的彭德怀传。
这才有了1991年5月14号清晨的那一幕。
那封写给杨尚昆的信里，不光是拜托审稿，还附了一张单子，写得清清楚楚：哪些时间点还需要再核实，哪十位部队的老领导需要再去补充采访，哪三张战役地图的位置还需要校对。
她怕自己走了以后，人手不够，这书会虎头蛇尾，所以在信里恳求“请指派专人盯到底”。
信的最后，她用笔重重地画了两个圈，写着：“若传记夭折，此生抱憾。”
这八个字，是她对彭德怀的交代，也是她对历史的交代。
第二天凌晨，她的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
杨尚昆得到消息后，立刻给中央军委办公厅下了死命令：“全力保障《彭德怀传》出版，无限期不得停工。”
总政、总参马上抽调了最得力的人手，补充进写作组。
又过了六年，到了1997年的春天，在北京北太平庄的一家印刷厂里，七十多万字的《彭德怀传》终于开机印刷了。
书稿审查通过那天，厂里没搞什么庆功宴，就给写作组的每个人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馄饨。
有个老师傅边吃边说：“老彭回家了，浦老师在天之灵，也该安息了。”
书的封面，“彭德怀传”四个大字，是邓小平亲笔题写的。
印厂的工人们说，装订最后一道工序的时候，大家伙儿都格外小心，把书递过去的时候，都像是行一个军礼。
那间病房里的绝笔信，完成了它的使命。
一本书，七十多万字，成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也是对一段历史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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