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川陕，地界上，风里都带着股子肃杀气。
红四方面军开高级干部会，那都是军、师一级的头头脑脑，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会场门口，人来人往，大家见了面，点个头，神色都绷着。
就在这份严肃里，有人唱起了反调。
红9军组织部的副部长徐国夫，那年才21岁，官不大，胆子却不小。
他直愣愣地就杵在了红4军军长许世友跟前。
许世友是谁？
那是全军上下都晓得的猛将，脾气更是出了名的硬。
可徐国夫瞅着他，眼神里没半点下属该有的恭敬，倒全是火气。
他嘴皮子一动，一句带刺的话就甩了过去。
声音不高，但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在军队里，这么当众给军长难堪，跟自己断了前路没什么两样。
周围的人都觉得，这年轻人怕是要完。
可怪事就这么发生了，许世友那张脸，出了名的说炸就炸，可这回，没响。
他只是定定地看了徐国夫几秒钟，嘴角咧开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弧度，啥话没讲，扭头就进了会场。
那个笑容，不像生气，也不像高兴，倒像是有点无奈的苦笑。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徐国夫是安徽六安人，大别山那地方，穷是真穷，但人也硬气。
他14岁就出来闹革命，1930年参加了红军，骨子里就不是个安分的主。
他的人生信条简单直接，就是到前头去，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干。
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2师当战士那会儿，他打起仗来就是个拼命的角色，每次冲锋都嗷嗷叫着往前扑。
这股子劲儿，很快就被他当时的团长许世友给相中了。
许世友看人，不看你有没有文化，也不看你嘴皮子多利索，就看你敢不敢打，敢不敢死。
他在徐国夫身上，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种兵。
于是，许世友亲自找上门，说想把他要到自己手下。
对一个普通战士来说，能被团长这么看重，那是天大的面子和机遇。
徐国夫当时心里热乎乎的，就盼着调令赶紧下来，跟着这位传奇团长好好打几场硬仗。
可人算不如天算。
命令没下来，徐国夫还在原来的部队35团待着。
他倒也争气，从通信排长干起，靠着战功一步步升到了指导员。
就在他觉得自己在指挥员这条路上走稳了的时候，新的调令来了，可方向却拐了个大弯。
因为他口才不错，脑子也灵光，红9军政治部把他要去当了干事。
这就好比一个握惯了枪杆子的手，现在非要让他去拿笔杆子。
徐国夫心里那个憋屈，甭提了。
他觉得自个儿是块打仗的料，不是坐办公室的料。
炮火连天的前线才是他该待的地方，而不是机关里那些文书和报表。
他前前后后打了好几次报告，申请回战斗部队，但都被上级给驳了回来。
那个年代，干部是宝贝，会写会算的干部更是稀缺资源，政治部的领导哪肯轻易放人。
正当徐国夫郁闷得不行的时候，他又碰上了许世友。
这时候的许世友，早不是当年的团长了，已经是威名赫赫的红4军军长。
听了徐国夫的满腹牢骚，许世友把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斩钉截铁：“这叫什么事儿！
你等着，我去找他们要人，保证把你调出来！”
在徐国夫听来，军长开了金口，这事就稳了。
他满心欢喜地回去等消息。
可左等右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调令连个影子都没有。
时间一长，最初的希望就变成了失望，最后那点失望全变成了怨气。
他认定，是许世友这个大军长说话不算话，把自己给耍了。
一个承诺没兑现，在他心里就成了个解不开的疙瘩。
可徐国夫不知道的是，许世友还真不是耍他。
许世友确实是去找了红9军的政治部主任曾日三。
他本以为凭着自己军长的面子，要个干部是手到擒来的事。
没想到，在曾日三那儿碰了个硬钉子。
曾日三也是个爱才的主，他跟许世友掰扯得很明白：政治部现在一摊子事，忙得脚不沾地，徐国夫是挑大梁的骨干，你一句话就要调走，我这工作谁来干？
红军跟旧军队不一样，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上面还有组织原则这道“紧箍咒”。
许世友是红4ü的军长，可徐国夫是红9军的人。
他能提建议，能去商量，但人家单位的领导要是不放人，他这个军长也无权硬抢。
来来回回沟通了几次，曾日三就是不松口，许世友一个大军长，硬是被“组织程序”给挡了回来。
许世友这人，性格直来直去，答应了别人的事没办成，觉得脸上无光，也就没好意思再去找徐国夫解释这中间的曲折。
他选择了沉默，可这份沉默，在毫不知情的徐国夫眼里，就坐实了“言而无信”的判断。
这口怨气憋了小半年，终于在1935年秋天那次会议的门口，当着众人的面爆发了出来。
许世友之所以不发火，反而露出那种复杂的笑容，正是因为他心里有愧。
他明白这个年轻人的火气从哪儿来，也理解他那份想去前线的急切。
他知道，当时那种场合，解释再多也没用，反而显得自己小气，不如一个苦笑，让这事就这么过去。
这是他的无奈，也是一种身为高级将领的气度。
这件事，把红军内部的一个规矩摆得明明白白：个人的威望再高，也得服从组织的安排。
军长的权力很大，但大不过制度。
时间到了1936年4月，机会来了。
红四方面军要挺进西北，那地方地广人稀，骑兵的作用至关重要。
方面军总部决定，组建我军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骑兵师。
师长的人选，正是许世友。
为了让这支新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总部给了许世友一道“特权”：组建骑兵师所需干部，可以从各部队任意挑选，原单位必须无条件放人。
这回，许世友手里拿的可是“尚方宝剑”。
他拟定干部名单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了徐国夫。
他要的，就是那个敢打敢拼，甚至敢当面顶撞自己的年轻人。
他清楚，那种桀骜不驯的脾气底下，藏着的是对战斗的极度渴望和一颗滚烫的心。
一纸调令送到了徐国夫手上，任命他为骑兵师一连指导员。
那时候的骑兵师刚成立，总共才四个连，不到二百号人，连指导员已经是绝对的核心骨干。
徐国夫捧着调令，心里五味杂陈。
没过多久，许世友到一连视察，又见到了徐国夫。
他看着眼前这个站得笔直的年轻人，半开玩笑地说道：“你上次在会上让我下不来台，这笔账，我们是不是该算算了？”
徐国夫哪還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一张脸涨得通红，立正敬礼，准备认错。
许世友却摆了摆手，臉上的玩笑神色收了起来，严肃地讲：“你相信我这个军长没错。
错在我，把事情想简单了，以为我这个军长就能说了算。
但军队有军队的规矩，跨军调人，我说了不算。
这一点，你以后也要记住。”
徐国夫听了这话，心里那最后一点疙瘩也解开了。
他脖子一梗，犟脾气又上来了，回了一句：“我相信军长，怎么会有错？”
看着他这不服输的样子，许世友紧绷的脸“噗嗤”一下就笑了，笑得格外开怀：“跟你开句玩笑，还当真了！
我就欣赏你这股劲儿！”
这一笑，过去的恩怨便烟消云散。
徐国夫彻底明白了组织纪律的分量，而许世友也再次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人。
到了骑兵师，徐国夫算是蛟龙入海。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他在广阔的草原上策马驰骋，带着骑兵连执行最危险的侦察和前卫任务，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许世友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不久后骑兵师扩编，他毫不犹豫地把徐国夫提拔为团长。
从那片草原开始，徐国夫成了许世友麾下一员离不开的战将。
1955年授衔，徐国夫的肩章上缀了一颗少将的将星，而许世友的肩章上，则是三颗上将的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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