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6日拂晓，延安城的薄雾还未散尽，一辆从中部县疾驰而返的卡车嘎然停在枣园军委门口。看门岗哨只来得及揉揉眼，就见李凯国一个箭步跳下车，脚底的尘土被夜露打湿，泥点溅到军帽上。巡夜军犬低声呜咽，似乎嗅到了焦灼气味。李凯国没理会，抱着沉甸甸的背篓直奔机关大楼，他得立刻汇报——张国焘不见了，而他这个警卫班长却提前回到了延安。
伍修权最先迎出办公室。灯光刺白，空气僵硬。“张副主席呢？”短短六个字压得人喘不过气。李凯国喉结上下滚动，低声答：“留在西安，说是还有要事。”情绪匆匆决堤，他把近两天的细节掰开揉碎讲完。伍修权脸色一沉，只吐一句：“快去找周副主席。”于是，一个人影沿着迂回的楼道快步跑向灯火明亮的窄门。
周恩来刚批完文件，茶水已凉。他抬眼，示意李凯国坐下。李凯国噗通跪地，声音颤抖：“对不起，我把张副主席弄丢了！”话没完，泪水夺眶而出。周恩来摆手：“先别哭，不怪你，情况复杂，组织会处理。”这句简短安慰让满室焦躁稍稍降温，却也像铅块一样沉入众人心底。
回到头一天。中部县的祭陵仪式原本单调。马队、礼炮、纸钱，按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剧本走完就算礼成。张国焘却出人意料地主动请缨，以代主席名义代表陕甘宁边区出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几经权衡，还是点头同意。临行前，中央保卫局周兴把李凯国叫去，重复一条原则：安全第一，文件第一，人车一起回延安。
然而计划从出发那刻起就被撕碎。车队抵达县城，张国焘当即被省主席蒋鼎文引向会客厅，觥筹交错，烟雾缭绕。警卫员被晾在院外，只能啃冷馍。夜色深，县政府楼里灯还亮着。李凯国在门口站成雕像，耳边飘出“北平学联”“帅才”“举世公认”等夸赞，张国焘轻飘飘的笑声夹杂其间。警卫班的战士心底嘀咕：这语气，与延安窄条桌旁那位沉默寡言的副主席判若两人。
第二天清晨，李凯国再次请示回程时间，被拒：“林伯渠在西安，本席要去拜访。”第三天，再问，又被挡回，“你们先走，我带张海就够。”张海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兵，连十七岁生日都没赶上。此时李凯国心头已隐隐作痛，却终究按命令带队上车。谁料，这一走便成大错。
车轮碾过陕北的黄土地，尘土飞扬。回到延安当晚，李凯国做了噩梦：张国焘同一个面生却频频出现的“张局长”倚窗对弈，相视而笑。梦醒，他抱着背篓冲进机关，才有了最初那一幕。
伍修权和周恩来紧急分析，判断张国焘可能借国民党“礼遇”脱离中央控制。周恩来当夜拟定行程：次日动身去武汉。凌晨的油灯再次被点亮，情报口、交通科、红色交通线全部运转。一场关于信念与背叛的博弈正式展开。
回溯一年多前，1937年春，李凯国接到周兴口头调令：“跟张副主席，任副班长。”那时他还只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枪伤疤痕尚未结痂。对张国焘，他保持距离——红四方面军旧部流传太多传闻，锋利、刚愎、喜怒无常。李凯国更愿意上前线，但命令如山。于是，他迅速完成角色转换，日夜守在副主席门口。
不久，他发现一个细节：张国焘屋里常有陌生人出入，下棋、密谈，避人耳目。警卫员推门送水，对方立刻噤声。几次三番，连屋门都被下令不得擅入。李凯国警觉，却无实据，只能暗暗观察。如今看来，那副棋盘不止落子，更像一张通往另一个阵营的坐标图。
武汉会面果然刺痛了局势。4月11日，大智门车站，周恩来、李克农列队迎车，张国焘却径直要求住进大华饭店；入夜，周恩来带着诚意前去沟通，次日才把人请到办事处。随后几天，张国焘屡屡“失踪”，警卫员张海说得直白：“像调皮孩子”。4月17日，周恩来给出“三选一”方案，张国焘闪烁其词。当天夜里，他联系国民党情报机关，转身离开——彻底踏出了红线。
延安方面收到密报后，只用了两小时就起草完《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电文措辞决绝，没有留退路。很多干部看完长叹一声，更多人选择沉默。昔日“四方面军总政委”这个名号，连同那些山河血战的往事，被一纸文件切割。纪律面前，情感让位。
消息传到警卫排，李凯国刚从训练场回来，汗水混着尘土糊在脸上。他怔住，哑然：“原来真是这样。”曾经的犹疑瞬间转为愤怒，他脱口一句粗话，队列里没人劝，因为同样的怒火在暗暗翻涌。事实教育所有人——信念若动摇，再耀眼的资历也会坠落。
此后，张国焘在重庆挂了个“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虚衔，出入宴会，偶尔写文稿，却再也回不到政治舞台中央。有意思的是，他仍幻想某日被重用，但档案袋早已归入“特科敌工”分类。抗战胜利后，他辗转香港、加拿大，终以沉疴病卒，葬地远离故乡。蒋鼎文、那位“张局长”甚至没有出席悼念。
对延安保卫局来说，事件很快归档，可李凯国的履历多了一笔：一次特殊行动失职，却因坦率承担与及时警示而立了新功。他继续随军南征北战，1955年授衔时，勋章里仍夹着那张泛黄的派遣令。有人问他当年最深印象是什么，他沉默片刻，只留下一句模糊评价：“身在高位，心要正；若偏，迟早走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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