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9日的傍晚时分，刚刚复出才一年的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推开了办公室的窗户。长安街上的梧桐树叶簌簌地往下飘落。他接到了需要立刻前往人民大会堂的通知。在那里即将成立中央工作组，正需要有熟悉上海情况的老公安来坐镇。八年前这位陕西的汉子因为拒绝诬陷自己的同事而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谁能够想到，在这个时候他要带头去拆解四人帮经营了长达十年的上海堡垒。
若要讲清楚这场命运反转所具有的戏剧性，就需要先讲述1967年那起档案馆的事件。在那个时候有人张贴大字报称内务部部长曾山存在问题，严佑民在谢富治的批准下派遣科员孙宇亭前往中央档案馆查阅史料。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谢富治转眼间就改变了态度，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进行三堂会审逼迫孙宇亭承认自己窃密。眼看着年轻人就要被冤枉，严佑民突然插话表示：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了解，责任由我来承担！谢富治反复问他是否能够承担得起，他干脆地回答说：应当承担。这种顶着雷的倔强，和他在抗战时期于皖江开展锄奸行动的风格是一样的。当年抓捕汉奸需要讲究证据，现在保护同志也需要遵守程序。
秦城监狱的生活并不好过。严佑民之后回忆，监房里的灯泡是持续24小时亮着的，显得很刺眼。哨兵一直在监视着，甚至连翻身都需要打报告。但是相较于身体上所遭受的折磨，更为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政治方面所遭受的冤屈。与他一同被关押的杨奇清副部长，他曾经负责毛泽东访苏时的安保工作，是一位老革命了，却因为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几乎都快坚持不下去了。我认为严佑民能够熬过七年的牢狱生活，依靠的是陕北人的坚毅品格。如同他在1935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护送地下交通员，在大雪封山的夜晚，硬是走了四十里路，开辟出一条求生的道路。
1975年出现了转机，周恩来主持落实政策，严佑民等老干部陆续出狱复职。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第二年四人帮垮台之后，上海余党马天水等人拿着民兵武装想要做出一些不当的举动。当中央工作组到达的时候，虹桥机场的气氛很沉闷，如同梅雨天的棉袄一样。但严佑民却很淡定，他建议运用政策来让人信服而不是采用武力，今天找工人代表聊菜篮子补贴的事情，明天约基层干部谈住房困难的事情，硬是把百万民兵的那股躁动情绪给平息了。他这将矛盾化解为和平的手段，比他当年在东北剿匪时三颗子弹缴械一个连还要厉害。
历史细节的相互关联值得人们去仔细琢磨。严佑民在1977年主政上海的时候所居住的康平路寓所，之前的主人是四人帮的爪牙徐景贤。他在清理自己书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沪上防务图》，马上就转交给南京军区进行备案。他这种对于权力界限的敬畏之心，或许就是他和很多政客不一样的根本之处。之后他被调任到安徽，帮助农民解决油菜籽滞销的问题，竟然打了一个电话给上海的老同事请求援助。他这种跨省协作的灵活做法，倒好像是把公安系统的协同作战经验运用到了民生领域当中。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严佑民具有特殊价值，是因为他经历了受难者与施治者的双重体验。他在秦城监狱的遭遇使他知道极左的危害，而公安工作的经历又让他拥有了破局的智慧。在1981年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依旧准时敲响，但是这座城市已经懂得运用经济规律来取代阶级斗争以校准时间了。
现在来翻看严佑民在2001年所立的遗嘱。遗嘱之中存在着遗体捐赠给医学科研的条款。这也许就是他最后的政治隐喻：真正的革命者，连自身的身躯都能够成为历史进步的解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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