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年底的时候，东京正下着寒冷的雨。寒冷的雨在敲打着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的玻璃窗。资深记者上丸洋一正在调整话筒，他的指尖碰到了一份复印件。那是 1982 年《朝日新闻》合订本的复印件，是他刚刚进入行业的时候参与编纂的南京大屠杀专题报道的底稿。台下相机在闪烁，这位头发已经变白的媒体人突然提高了声调说，就算历史是令人觉得羞耻的，也不可以用谎言来掩盖血迹。他用四十年的新闻生涯来起誓，南京城下的三十万亡魂，到现在还在等待着道歉。
要讲清楚这场迟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声，首先需要说一说日本社会的历史健忘症。在2018年有一位小学历史教师开展民调，发现有七成的高中生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方进行的宣传，并且他们的教科书当中用模糊的南京事件来取代具体的伤亡数字。这样的认知断层如同1937年日军随军记者所写的分裂记录一样：一方面是《东京日日新闻》炫耀百人斩竞赛，另一方面是石川达三因为写作《活着的士兵》揭露暴行而被判刑监禁。我认为最为讽刺的是当年日本军部一边销毁屠杀的证据，一边让记者拍摄皇军给小孩发糖的摆拍照片，这种精心设计的虚伪，比起单纯的否认更显露出人性的扭曲。
话说回来，真相的传播是一场惨烈的拉锯战。在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发表首篇报道的时候，日军已经扣押了三批外国记者的胶片。但是总会有一些人能够突破封锁。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把16毫米的摄影机藏在了医药箱的夹层之中。德国商人拉贝的日记本被裹在了防潮毯里面。就连日本士兵西条荣策的战地日记也因为被塞在饭盒当中而侥幸得以留存。这些散落的碎片后来在东京审判庭上拼凑出了完整的罪证：松井石根声称自己并不知情，诺兰检察官当场出示了他的指挥部所收到的217份暴行电报。
加害者群体存在的沉默法则值得人们去思考玩味。在1997年的时候，教师松冈环去采访了250名日军老兵，多数老兵都用不想说这样的理由来搪塞，只有3人是真心忏悔的。集体失语的背后有着日本特有的耻感文化，例如参加过南京战役的老兵在临终之前叮嘱自己的子女不要开追悼会，仿佛死亡就能够抹掉参与屠杀的痕迹一样。但是历史常常爱开玩笑，在2008年的时候，银行职员堀越文夫的相册因为夹在旧账簿里从而逃过了战败审查，五张尸体堆积如山的照片成为了打脸虚构派的铁证。
日本右翼存在否认的策略，他们认为可以赌见证者越来越少、档案损坏、记忆淡化。但是他们低估了跨代传承的韧性。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成为了纪念馆的讲解员。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的学生们还在继续编纂《南京事件争论史》。就连当年实施屠杀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士兵的后代，也将祖辈的日记捐赠给了纪念馆。这种不断的证据链，如同长江水即使曾经被鲜血染红过，最终也会将真相冲刷出来。
2025年新发现了村田芳夫家的信件。信件里面日军士兵用“真痛快”来描述屠杀的情况。四个月之后他死在了中国。他那轻佻的笔迹成为了国家犯罪的证据。这正好符合南京民间的一句老话：苍天记录册没有一个字有遗漏。
现在在东京神保町古书街，还能够找到1971年本多胜一撰写的《中国之旅》。书页呈现出泛黄的状态，其中包含着他采访南京幸存者的手稿。在第38页有一句被铅笔划掉的旁注：要是日本人都看到这些内容，战争罪法庭就应该设置在东京。这句没有发表的感慨，或许就是半个世纪后上丸洋一们持续进行斗争的情形。宿命的真相不会因为沉默就失去其效力，它只会在等待的过程中积聚起更为惊人的爆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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