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天，华北地区遭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津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水荒。天津的地下水因抽取过度，已引起地面下沉，不能再抽，海河成了天津市赖以生存的唯一水源。当时天津属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工业品的1/4供出口，3/4调往全国各地，是全国化工原料的主要供应基地。天津工业一旦停产，将殃及全国。
有一天，天津市长胡启立收到一份报告：“海河水仅存1000万立方米，而维持全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每天至少要180万立方米。”也就是说，全市几百万人仅剩下一周的淡水了！
胡启立立即组织人手到与天津毗邻的河北省寻找水源，最后选中了河北省滦河上游的潘家口水库。但这关系到河北省，天津做不了主，只能找中央。
第二天，天津市委、市政府给中央上报了一份关于启动引滦济津工程的请示。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指派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进行督导协调。
万里对天津缺水的情况有所了解，当他知道全市淡水仅够7天时，也着急了，他找来胡启立说：“天津市几百万人民生活的用水一定要保证，宁可多花点钱，也要让人民喝上好一点的水。引滦济津工程非上不可了。为了争取时间，避免扯皮，由你们负全责，这个办法好。把全部权力给你们，全部责任也给你们，你们一定要抓好，要对中央负责。总书记、总理要我定，那我看就这样定了。”
万里当过城建部部长，对基建工程是行家，针对引滦入津工程工期紧、项目多、战线长的情况，他批准可以在施工中合理交叉，以缩短工期。但万里同时强调：一要保质量，二要加快速度，三要尽量节约，要在此前提下加快速度，节省开支。胡启立当场向万里立下军令状：当年动工，3年通水，一定给中央一份满意答案。
在万里的亲自过问、指导下，引滦济津工程迅速启动。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在天津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的领导下顺利实现全线贯通，天津市从此结束了断水之虞。
1982年，胡启立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一天，他来到万里的办公室汇报工作，万里却问他：“小胡，你打牌吗？”
胡启立回答说：“不打。”
“你下棋吗？”
“不下。”
“你打球吗？”
“不打。”
“那你都干什么？”
“我上班啊，工作啊！”
万里感叹道：“你这个人没文化，我告诉你，你这样不行的，中央工作很累，像你这样，不用几年准把你拖垮。我教你一招吧，保证你健康、精力充沛地为党工作20年。从现在起，你跟我去打球，你去不去？”
胡启立马上表态：“我去，我去。”
万里当即拿出一副新网球拍子递给胡启立，他说：“我到时叫着你，说清楚，不许请假。”
从此以后，胡启立经常跟着万里在业余时间学打网球，这一打就是20多年。后来胡启立回忆说：“正是20多年不间断地体育锻炼，让我尝到了甜头，二三十年来东奔西跑，加班熬夜，所幸始终保持着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精力坚持工作，没有因身体原因拖累工作。说起来真得感谢万里同志。”
胡启立刚到中央工作时，因为缺乏经验，闯了一个“祸”。当时全国人大一位老同志提出，要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修建全国人大办公楼，并给中央打了专项报告。胡启立看了报告后，认为天安门广场是国家门面，不能见缝插针地都盖成办公楼，总得给老百姓留下一个文化娱乐的地方。他便把这份报告压下了。
为了慎重稳妥起见，胡启立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口头报告了此事。胡耀邦的意见是：全国人大已经有了办公场所，没有必要再盖大楼；二者，不能把中央国家机关都建在天安门广场；再说，中央也拿不出这笔钱来。胡启立听了胡耀邦的意见后，就没将人大的报告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
几天后，有人私下告诉胡启立：“你闯大祸了，捅大娄子了！”
原来全国人大那位老同志迟迟没见报告的批复，就追问报告压在谁那儿了，当他得知是压在胡启立那里后，不禁大怒：“谁是胡启立？他是干什么的，敢压我的报告？”
胡启立得知此事后颇为紧张，因为他既不能说压报告是自己的意见，也不能说是胡耀邦的意见，还不能当面向那位老同志解释，他只好又去找万里想办法。万里得知事情的经过后说：“你容我想想。”
两天后，万里对胡启立说：“有了，我让他们查档案了，周总理生前有指示，大会堂西边那块地留作将来建一个国家级的歌剧院用。”胡启立马上让人把这话传给全国人大，于是没人再追问此事。就这样，万里再次给胡启立解了围。
从1982年到1989年，胡启立和万里在中央共事了整整7年，他深为万里的那种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和敢做敢当的政治勇气所激励、所鼓舞。胡启立曾说：“万里同志是我终生的良师益友，他永远活在我心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