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的一天，上海美专旧址里临时举办的作品联展吸引了许多人。人群边缘，一位中年军装男子停步凝视，一幅仕女图落款“陆小曼”让他皱了眉。他没出声，只把展册折好放进公文包。
几小时后，市府办公楼里，陈毅把展册摊在桌面，向秘书低声问：“画家现况？”秘书查得不多，只说陆小曼身患哮喘，独居衡山路一幢旧楼，靠卖字画糊口。陈毅沉默片刻，再抬头时开口很轻：“在中法大学听徐志摩课时，她便是师母。”
故事翻到更早。1918年，陆小曼留学归来，法语流利，骑马舞会样样在行。父亲陆定炎为江浙财税大员，家中恍若长乐世界。那时的陆小曼写信说：“所有灯火都是为我点亮”。她相信自己可以既拥有繁华，也拥有爱情。
却没想到，嫁给外交官王赓仅三年，热闹变成沉闷。1925年春末的北平饭店舞会上，她与徐志摩第一次长谈，从莎士比亚聊到雪莱，似乎一秒就决定抛下一切。数月后，办妥离婚手续，她与徐志摩走进爱丁堡风格的小礼堂举行婚礼，舆论哗然。
奢靡的生活很快击溃理想主义者的存折。徐志摩奔波南北，领稿费、开演讲、找出版，可支票刚进账就被珠宝账单吞掉。1931年11月18日清晨，两人因费用争执不休，徐志摩拎着手提包转身出门。陆小曼追到玄关，声线哽咽却仍倔强。她来不及说对不起。中午的齐鲁航空“济南号”坠毁于济南历城。新闻传到上海，陆小曼在沙发上失声喊：“志摩——你别走”，然后昏厥。
从此，账本上只有支出。公婆态度冷淡，按月给她极低额的抚恤。为了维持体面，她典当首饰，辗转寄居友人家。鸦片依赖、胃病、哮喘接踵而至。抗战期间，衡阳路公寓里常断炊，她靠邻居接济番薯干度日。对外仍自称“陆校长夫人”，自尊支撑脊梁，可衣袖早已补了又补。
1949年解放，社会秩序迅速更替。上海文艺界登记时，陆小曼把自己报成“自由画家”，一旁的登记员小声嘀咕：“这位以前可是社交皇后。”她苦笑，无力解释。朋友建议她重拾工笔花卉，她便在阳台小桌前铺宣纸，一坐半天。那些画后来被送去义卖，才有了陈毅市长的那一瞥。
陈毅与徐志摩并非单纯师生。1923年《晨报》上，两人曾就“革命与自由”笔战。徐志摩写《谈革命》批评陈毅“浪漫化列宁”，陈毅随即回《答徐志摩先生》，言辞锋利。争论结束，课堂上仍彼此点头致意。时隔近三十年，陈毅回想到那段往事，只道一句：“青年气盛，没什么私怨”。
了解到陆小曼拮据现状后，市府文化科很快拟好方案：聘她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每月薪金八千元（旧币）；另划拨一间六楼宿舍作画室。批文下来那天，陈毅在空白处写下七字：“照顾好徐先生遗孀”。
陆小曼接到通知书，捏着红印章，指尖颤抖。她对前来送信的干部说不出客套话，只反复念叨：“还是志摩的学生记得我。”眼眶湿了，却没让泪掉下。
新的工作让她第一次靠工资生活。她穿着粗布旗袍，蹬一双黑布鞋，准时在馆里整理清末诗稿。空闲时画梅花，用简淡色墨。有人夸神韵清雅，她淡淡应答：“不过寻常枝头”。 这种平静维持了十余年。
隐痛仍在。与她同住多年的翁端午曾给过经济援助，却在1959年与陆小曼收养的养女发生关系。消息传开，陆小曼独坐窗前一夜，第二天清晨看到镜中满头白发，苦笑一下，再未提及翁的名字。
1965年春，病势加剧，她提出希望死后与徐志摩合葬。愿望传到杭州徐家，徐积锴回答干脆：“不行。”三条理由摆在纸面：再醮同居多年、父亲之死责任未清、徐家无后嗣出自陆氏。朋友把回信折好，轻声念给病榻上的她听。陆小曼闭眼良久，只说：“知道了。”随后不再提起。
同年4月3日凌晨，陆小曼呼吸骤停，床头柜仅留一本《人间词话》、半支毛笔和未兑开的药片。骨灰盒摆在殡仪馆角落，编号七十三。无人来领。工作人员将盒子暂存架上，登记处备注写着“暂讫”。
1988年，她的堂侄女陆洁、堂侄陆思琪出面办理安葬，孤坟落在无锡陆氏祖茔旁。墓碑灰石，刻“先姑母陆小曼之墓”。旁边青草疯长，石阶有裂缝。碑背空白，没有徐志摩的名字，也没有一行温情的诗句。
陆小曼的一生，起于繁华，困于情债，终于寂静。市档案馆里尚存她晚年工资薄，第一页手写备注：“自立始安”。短短四字，像一次迟来的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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