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紫金山脚下，中山陵8号，一栋原本清静的西式小楼，自打1979年住进来一位新主人后，就再没安生过。
这地儿以前是孙科的宅子，讲究的是曲径通通幽，花草配洋房。
可新主人一来，工兵铲代替了小花锄，震天的号子声取代了鸟语花香。
没过几个月，院子里的名贵花木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冒着泥腥味的大鱼塘和一个哼哼唧唧的猪圈。
谁这么干的？
许世友。
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北京四合院他不住，嫌风硬，自己挑了南京这块宝地，结果转手就把人家的花园洋房，改造成了一个能打仗、能生产的“根据地”。
这根本就不是退休，这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当司令。
每天天不亮，清晨五点二十，哨子一响，院子里所有工作人员，从秘书到司机，都得跟当兵的一样，出来集合站队。
许世友背着手，跟检阅部队似的，挨个分配任务：“你，负责菜地浇水，那块地不能旱了。
你，去看看猪圈，食料要按时。
鱼塘那边，今天得撒网了。”
他手里捏着个秒表，干活都得卡着点，谁慢了半拍，他就把头上的草帽往地上一摔，嗓门能把屋顶的瓦片震下来：“打仗的时候能磨蹭吗？
种地跟打仗一个理！”
身边的人都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可谁也不敢真懈怠。
这栋小楼，硬生生被他改造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战斗堡垒，在他眼里，土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比银行里的存款踏实多了。
他这个人的脾气，就像他自己种的那个苦瓜，直来直去，不带拐弯的。
生活上更是简单到让人觉得不像个大将军。
早上一碗稀饭几根咸菜，中午桌上常年摆着一盘青椒炒苦瓜，晚上随便来点肉丝拌个生菜就打发了。
他嘴馋，尤其爱吃肉，想吃炸猪排了，就自己进厨房，袖子一卷，用不知道什么配方的杂粮粉裹上肉片，往油锅里一扔，炸得两面金黄。
天一冷，他就念叨着要整点狗肉羊肉暖暖身子。
炊事员怕油烟大了，把别墅给熏黑了，他哪管这个。
自个儿找来一个废旧的大油桶，叮叮当当敲了半天，愣是给改成了一个烧木炭的炉子。
他就那么蹲在走廊底下，守着火，炖上一大锅肉，火苗子“噼里啪啦”地响，肉香飘得满院都是。
这股子烟火气，就是他晚年生活里最实在的慰藉。
1982年，他大儿子许光从北海舰队回来探亲，爷俩在厨房里捣鼓。
许光看着他爹用油桶炖肉的熟练劲儿，乐了：“我在部队当了三十年炊事员，头回见首长拿这玩意儿当锅使。”
许世友眼皮都没抬一下，从鼻子里哼出一声：“铁锅好，油桶也好，能把肉炖烂的就是好锅。”
这就是他的道理，简单粗暴，但管用。
儿子要走的时候，他让人从地窖里扛出一麻袋地瓜，非要儿子带上。
许光哭笑不得，说老家这玩意儿多得是，都拿去喂猪了。
许世友听了，脸上也没啥表情，摆了摆手：“那行，我腌的酸菜你带走，路上泡水喝。”
他的感情，全在这些不起眼的吃食里头了。
这个在战场上杀伐决断的硬汉，耳朵已经不太好使了，可只要孙女们一回来，她们那小碎步跑上楼的声音，他隔着两层楼板都能听见。
一到节假日，这栋安静的小楼就跟活过来了一样。
他的规矩大，孙女们一进门，必须先站得笔直，扯着嗓子喊“爷爷好！”
等这个“仪式”一结束，他立马就从司令员变回了爷爷，拉开他那个宝贝抽屉，往外掏吃的，不是麻花就是油条。
孩子们嫌硬，笑着躲开，他也不生气，乐呵呵地再把东西收回去，嘴里嘀咕着：“下次，下次给你们换软和的。”
为了让孙女吃上一口新鲜甘蔗，他能动用司令的权力。
有一回，小孙女吵着要吃甘蔗，可院子里种的还没熟。
他一看孩子急得直跺脚，二话不说，叫上司机开车就走，亲自带着人在南京城里转悠。
足足两个钟头，才在城南中华门外头找到卖甘蔗的。
他像缴获了一挺机枪一样，把那捆甘蔗往肩膀上一扛，脸上那个得意的神情，跟打了胜仗似的。
警卫员问他多少钱，他手一挥：“光顾着高兴，忘了问了！”
看着孙女“咔嚓咔嚓”啃得开心，他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后来，城里兴起一种叫“巧克力”的洋玩意儿，他口音重，总念成“巧力克”，把孙女们逗得哈哈大笑。
他为了讨孩子们欢心，也为了“扳回一局”，直接掏钱让勤务员去新街口，一口气买回来十盒，宝贝似的锁进抽屉里。
警卫员开玩笑说：“首长，这回可真大方。”
他眼睛一瞪：“老子的命是子弹堆里捡回来的，还差这点糖钱？”
到了他生命最后几年，孙女们迷上了打电子游戏。
这位连手柄上哪个是A键哪个是B键都分不清的老人，立马让秘书去买回来一台当时最时髦的“小霸王”游戏机。
他自己不玩，就搬个凳子坐在旁边，看着屏幕上那些一蹦一跳的小人，听着孙女们叽叽喳喳的笑声，他也跟着咧嘴乐，脑袋还一晃一晃的，好像自己也玩懂了一样。
白天是农夫，到了晚上，他又变成了另一个人。
早在1973年，毛主席就跟他说过，“你以后搞点文学吧。”
这句话，他记了十几年。
在中山陵8号这个“稻香村”里，他终于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场“战斗”。
夜深人静，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红楼梦》，看到兴头上，会忍不住拍一下大腿：“这书里的人说话绕来绕去的，真麻烦，不过写得是真细致！”
他就这样，白天一身汗味，晚上满屋墨香，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
他笔下有黄麻起义的炮火，有塔山阻击战的硝烟，也有一不留神就溜进菜地里偷吃的大白鹅。
那些惊天动地的战争场面，和院子里的鸡毛蒜皮，就这么被他揉在了一起。
1984年，回忆录第一卷写完了，他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他特意找来一个自己种的老葫芦，掏干净了，做成一个酒壶，灌满自己酿的米酒，拉着警卫员小王对饮。
他举起葫芦，眼睛里有光：“这书写完了，我这心里头，也算亮堂了。”
这不光是一本书，这是他对自己一辈子打打杀杀的一个交代。
1985年10月，许世友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弥留之际，他唯一的请求，是死后要回到大别山，葬在母亲的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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