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16日深夜，伦敦摄政公园一带的路灯晃着昏黄光圈，83岁的李光耀守在皇家伦敦医院走廊里。几分钟前，医生告诉他：“夫人的脑部血管再次出血，接下来十二小时很关键。”他说出的那句“请尽全力”带着明显颤音。就是在这一晚，人们第一次看见这位新加坡政坛传奇紧紧攥着夫人的手指，像个无助的老先生。七年后，2010年10月2日，新加坡伊丽莎白医院，那个预言般的“十二小时”最终被兑现。柯玉芝去世，终年89岁。葬礼上，李光耀俯身吻别的画面被镜头捕捉，媒体没有配煽情旁白，却足以击中每一位旁观者。
这段感情最早可以追溯到1939年。莱佛士书院操场上，17岁的李光耀正在板凳边算数，忽然听见背后一个清脆的女声：“你的公式写错了。”抬头，第一名柯玉芝正指着黑板。两人从竞争对手到并肩而立，仅用了一年时间。二战爆发后，日军迫近新加坡，他们同时决定赴英求学。1947年的一个雨夜，剑桥大学城郊的小教堂里，他们瞒着父母签下结婚文件。李光耀后来解释，“没钱买机票让双方家长飞过来，只能先登记再补仪式。”这桩“先斩后奏”在传统华人圈子掀起不小波澜，可几年后事实证明，没人比柯玉芝更懂李光耀。
1950年二人学成归国，李光耀刚起步做律师，事务所租金压得他喘不过气。柯玉芝明白丈夫的雄心，于是接下一大批翻译和诉讼文案，白天出庭，夜里整理材料。李光耀常说一句玩笑：“我请得起最贵的助理，因为她免费。”同僚哈哈大笑，背地里却敬佩这位女律师的业务硬功。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李光耀出任总理。政治节奏骤变，他的行程表被会议、备忘录和外交电报填满。外人见到的是意气风发的执政者，家里却常常只剩柯玉芝一个人给孩子们检查中文作业。值得一提的是，李家三个孩子的普通话皆由母亲把关。李光耀自嘲：“我小时候只会客家话和英语，她逼着我跟儿子女儿一起背唐诗，不背就扣零花钱。”
1976年5月，他首次率团访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时，身体已极度虚弱。秘书张玉凤重复主席的每一句话，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手表嘀嗒。会后返程路上，李光耀对柯玉芝低声感慨：“时间不等人。”柯玉芝只是轻轻点头，“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那一年，他们都54岁。
进入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浪潮、新加坡经济转型，李光耀忙得愈发厉害。可每逢出国，他总坚持带上夫人。外交礼宾记录里，有一条看似不起眼的注释：“新加坡代表团随行医生需熟悉中风急救流程”。那正是给柯玉芝准备的。2003年伦敦的突发病情证实，大半生的谨慎并未多余。
2008年后，柯玉芝行动受限，李光耀干脆把家里书房改成病房，把电脑搬到病床旁。文件批示完，他习惯性询问：“芝，可以喝点水吗？”女儿李玮玲回忆，“父亲的语气像儿子在哄母亲，一遍又一遍。”外界觉得新加坡政坛风云莫测，李家客厅却始终只有轮椅轻轻滚动的声音。
2010年10月2日凌晨1点38分，心电监护仪的曲线最终拉直。官方通报发布前，李光耀在病房门口拦住工作人员：“给我十分钟。”他关上门，世界只剩他与妻子。葬礼那天，新加坡总统府里人头攒动。仪式结束前，他突然伸手抚向灵柩，随后把指尖贴在唇边再轻触夫人面颊。这个动作没有事先排练，也没有外交辞令，却成了整场仪式最震撼的瞬间。
外媒关注的多是李光耀的国家战略与治国理念，柯玉芝的名字往往只在“夫人”一栏草草带过。但熟悉他们的人明白，两人之间的默契与托付，远比任何官方照面重要。李光耀晚年整理回忆录时说道：“如果没有芝，我恐怕既当不了好父亲，也未必能当好总理。”有人评价，这句话胜过世间无数情诗。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去世。新加坡国旗覆盖灵柩，官方悼词朗读了整整六页，却没有出现“永别”二字。原因不难理解——在很多旧友心里，李光耀与柯玉芝本就是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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