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临海县档案馆里，新调来的办事员在翻阅军政卷宗时，被一个名字吸住了目光——何涤宙。卷宗显示，此人时任国民党暂编第二师参谋长，卒于同年夏天。奇怪的是，在延安的干部名册里，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身份却是红军大学教务部主任。两份材料彼此对立，仿佛在暗示一段刻意被掩埋的经历。
回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救亡的号角响彻大江南北。延安窑洞里熬夜赶文件的教务主任何涤宙，忽然向组织提出请假：需赴武汉治眼疾。批条很快盖章通过，同行的通讯员将他送到西安，再无后续。萧劲光多年后提起此事，只淡淡一句“他是不辞而别”。这四个字，让许多老战友疑惑至今。
要说何涤宙的能力，确实挑不出毛病。黄埔四期出身，工兵专业在同期学员里拔尖；一九三三年被俘后，他在红军大学教授筑桥破障课程，多次带队抢修浮桥。乌江强渡那几天，水急浪高，工兵连对着江面犯难，他翻出竹篓沉锚方案，才把中央纵队顺利送过江。宋任穷曾回忆，“没有他出那一招，几万人的机动恐怕就要拖后脚”。可以说，论技术，论胆识，论服从，何涤宙都算“模范转变分子”。
更有意思的是，他还爱写笔记。长征途中边走边记，薄薄日记本后来被选入《红军长征记》，题目叫《遵义十日》。不同于惯常的宏大叙事，这篇稿子尽写炊事班怎样省盐巴，卫生员怎样给冻伤战士刮脓。朴素细节从士兵视角展开，让读者感觉自己就在火堆旁烤衣裳。正因如此，稿件在红军内部小范围传阅时，受到不少文化干部的推崇。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受到毛主席亲自签任的干部，凭什么突然转身去武汉，然后在国民党序列再次现身？有知情者猜测，他也许与早期留苏生之间的路线分歧有关；还有人推断，他在红军大学形成的教学思路与部分学员“战术保守派”相左，心灰意冷。但查阅当年红大会议记录，批评与自我批评环节里并未出现针对他的严厉措辞，冲突说法缺乏实据。
另一种推论更贴近个人处境：健康问题。何涤宙入陕北后，沙尘引起慢性角膜炎，夜里连点灯的油烟都让他流泪。工兵科讲究实操，沙袋、爆破筒样样要亲自示范。眼病加深，他几次在课堂上眯眼看不清教材。假若视力濒临失明，他或许真想找条件更好的医院治疗。但即使是治病，也不必一去不回，更不必改穿另一种制服。
事实上，国民党方面对这种“半路归队”的黄埔校友一向审慎。前有张振汉例子，高层并没给太多实际职务。偏偏何涤宙却获得参谋长一席，可见对他判断颇高。联系到他在红军积累的大量工程经验，很可能被当作“技术型骨干”再度启用。临海档案里对“参谋长”工作内容仅寥寥几笔：修筑舟桥、筹建简易防空壕、培训爆破教官，恰与他旧日专长高度吻合。
一九四二年五月，浙东沿海气候潮热，疟疾频发。档案说他因“热带性疟疾并发脑症”病逝，未留遗书。军队例行公事将遗物装箱，连同病历送交家属，却无人认领。当地县署只得封存。若非偶然被后人翻出，这段经历几乎彻底消散。
关于他究竟为什么“改旗易帜”，在延安其实出现过一封未署名的简短来信：信件说明何涤宙“已回本家省亲”并“暂不适宜公开身份”，希望组织谅解。字迹与他长征日记风格极像，但没有落款，也无邮戳，保卫部门遂不予存档。若这确实出自本人，或许可看成一种暗示——他既未彻底叛离，也无力再回，索性让时间把自己埋掉。
多年以后，谈及这位老同学，林彪只说：“黄埔教室里，他坐我斜后排，听课很认真。”一句轻描淡写，道不尽三十年代在权力、信仰与生存缝隙里奔波的选择。站在今天的档案柜前，一页纸写着“始于陕北，终于临海”，时间不过五年，却让后人查了几十年仍难断定其立场。历史有时比人设更复杂，何涤宙的失踪也许永远只剩一句评语——不辞而别。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