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这天早上,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心态彻底崩了。
为了炫耀他在山西搞的那个所谓“山岳剿共实验”有多牛,这老鬼子特意凑了个“超豪华观战团”,一百八十多个少将、大佐级别的精英,塞满了十三辆卡车,兴冲冲地跑去“取经”。
结果呢,这帮人连那个“模范区”的大门都没摸着,就在韩略村的一条山沟沟里,被路过的王近山给包了圆。
除了几个命大的漏网之鱼,这一百多号本来要当将军的料,全都变成了异国他乡的肥料。
但这事儿吧,最讽刺的还不是伏击战本身,而是这帮人拼了老命要去参观的那个“模范区”,当时其实早就变成了日军的活地狱。
而把这个“模范区”变成“修罗场”的,正是后来在朝鲜战场上那个赫赫有名的李懋之。
这事还得往回倒腾一年。
一九四二年那会儿,抗战简直是地狱模式。
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发现,光靠扫荡这种硬碰硬的打法,根本搞不定太岳山区的八路军。
于是这货憋了个坏招,在沁源县划了个圈,挂牌叫“山岳剿共实验区”。
这招太毒了,他不想着打仗,而是要搞“全盘日化”,想把这一万多平方公里变成彻底的“良民区”。
面对这种要把根据地连根拔起的绝户计,太岳军区的陈赓大将没跟鬼子硬刚,而是把“决死队总教官”李懋之找来了,给的任务就一条:别用蛮力,要把这伙赖着不走的鬼子,活活给“挤”出去。
李懋之接手的这个烂摊子,确实棘手。
日军这次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常驻,碉堡修得跟乌龟壳似的,铁丝网拉得漫山遍野。
李懋之跟县委的人一合计,既然鬼子想把这儿当实验区,那咱就送他一座真正的“空城”。
一声令下,沁源全县开始了“坚壁清野”。
这可不是那种简单的搬家,那是真绝。
水井全部填死或封锁,粮食一颗不留,连石磨盘都给藏到了深山老林里。
等到日军那个叫伊藤的大队长带着队伍进驻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方圆几公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别说抓壮丁了,连口热乎水都喝不上。
这就出现了一个人类战争史上极其奇葩的场面:装备精良的日军蹲在据点里,外面被正规军、民兵和老百姓围得铁桶一般。
这哪里是打仗,分明就是一场几万人陪着鬼子玩的“荒野求生”。
李懋之的战术思想特别简单:绝不让鬼子睡个安稳觉。
日军伊藤大队的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惨,后勤线断了,想出城抢粮,结果踩了一路的雷。
当时的沁源老百姓把地雷玩出了花,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甚至还有那种专门炸腿的“子母雷”。
日军去河边打个水,得用半个小队的命去换;上个厕所,都得提心吊胆怕屁股底下开花。
才过了三个月,那个伊藤大队长就精神崩溃了,趁着换防的机会,像做贼一样从小路溜了,连大路都不敢走。
但日军那边明显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接替伊藤的那个斋藤大队长,是个典型的赌徒心理。
这货一上任就吹牛,说一个月内要搞出个“维持会”。
他这一手玩得挺阴,一边找人假扮乞丐,到处散布谣言说皇军发白面,想把老百姓骗回去;一边搞那种血腥的特种奔袭。
这位村长也是个硬骨头,当着全村人的面就撂下一句话:“沁源人没一个当汉奸的!”
这笔血债,彻底把沁源人的火给拱起来了。
李懋之没怂,直接组织了三千五百多人的军民突击队,在一个黑漆漆的晚上强袭县城,硬是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被抓的一千八百多名群众给抢了回来。
仗打到这一步,已经完全超出了日军的理解范围。
沁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狩猎场,李懋之搞起了“麻雀战”,三人一组,忽聚忽散,冷枪冷炮打得日军脑瓜子嗡嗡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那个所谓的“实验区”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冈村宁次派那个倒霉的“观战团”来,本来是想看看这边“治安模范”的成果,结果这帮军官还没到地头,就在半路被王近山送回了老家,这一巴掌打得冈村宁次脸都肿了。
那个斋藤大队长最后也没折腾出个所以然来,灰溜溜地被调到太平洋战场送死去了。
一直熬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接盘的日军部队实在是撑不住了。
两两半的时间,日军在这个山沟沟里折损了四千多人,不管是枪打的、雷炸的,还是饿死病死的,反正损失惨重。
最离谱的是,折腾了这么久,他们连哪怕一个真正的汉奸维持会都没建立起来。
这在整个二战敌后战场上,绝对是个奇迹。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最后一批日军夹着尾巴逃出了沁源。
这意味着冈村宁次那个狂妄的“山岳剿共实验”,彻底变成了笑话。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李懋之指挥的这场仗,真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不对称战争”。
没重武器、没制空权,就靠着那一股子韧劲和满脑子的点子,硬生生把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给“饿”垮了、“困”死了。
延安那边的报纸当时夸沁源是“模范”,那真不是客气话。
沁源人用两年半的时间证明了一个道理:只要老百姓不答应,你手里就是拿再先进的武器,也占不住这块地。
而李懋之将军,正是用这样一场不可思议的围困战,给那个疯狂的时代留下了一个极其硬核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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