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21日凌晨，广东遂溪机场的跑道被探照灯撕开，一阵海风吹得指挥帐篷猎猎作响。刘亚楼缩紧风衣，咳嗽压在喉间却被他生生咽下，目光仍牢牢锁住雷达荧光。几分钟后，他轻声交代：“继续追踪，美制无人机可能掉头。”身旁参谋想劝他回营休息，却终究没开口——太了解司令的倔强。
从遂溪返回北京，他直接钻进空军机关会议室，连续数小时听汇报、批文件。隔着门缝，翟云英望见丈夫憔悴到两颊凹陷，忍不住开门提醒：“先去协和查查肝功能。”刘亚楼挥手：“等我把营房方案定了再说。”说完又埋头在图纸上圈圈点点。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不怕病，只是怕耽搁空军建设。为扩编训练场、为维修跑道、为解决飞行员宿舍紧缺，他能把清晨五点的电话打到工程兵团长的宿舍。翟云英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丈夫几乎把病痛当成不存在的事，“就像螺丝紧到极限，随时可能崩断，却还在硬撑”。
11月中旬，中央保健医生例行体检时摸到他肝区，瞬间变色，紧急拍板做B超。结果是弥漫性肝癌，很凶。报告经由汪东兴送到中南海，毛泽东批示：停下手头工作，择优治疗。命令清晰，却对刘亚楼并不起作用。他刚走出协和，就让司机转去门诊部旁的工地，盯着三座半拉子楼说：“多挤几间宿舍，给新飞行员。”
翟云英只能暗地里求助空军副参谋长，让部队领导强行把人“押”去上海华东医院。临上机前，刘亚楼在机关院里转了半个多小时，摸摸刚冒尖的银杏苗，说了句：“等它们长成，你们就有大树荫了。”谁都没想到，那竟是他的诀别。
春节一过，新药、化疗、保肝三管齐下，却挡不住癌细胞扩散。3月下旬，周恩来到病房，见他穿军装、梳整齐，硬撑着从床上站起来敬礼。总理心里酸，却只轻声说：“医生让你好好配合。”回程车上，周恩来红过眼眶，低声对秘书道：“再去看，他还会起身送，我开不了口。”
4月下旬，病情急转直下。他索性把空军几位军、师指挥员叫到病房，通宵讨论防空战术，连输液都不肯耽误。“无人机可能改低空突防，要预先把雷达屏调低十度。”这句话后来写进《对付无人驾驶飞机研究报告》，成为技术骨干们的操作指令。
就在同一时期，孩子们几次想从北京赶来探望，都被父亲婉拒。“学业和训练要紧，别因为我耽误。”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给父亲寄去合影。照片和信，被刘亚楼揣在睡衣口袋里，夜深时摸一摸，再放回原处。
5月7日清晨，翟云英守在床前，听丈夫气息急促。刘亚楼忽然握住她的手：“阿英，有件事你一定还在恨我吧？”妻子疑惑，他继续：“五十年代你阑尾炎发作，我只让秘书送两箱苹果。那时我忙着调飞机，心里记到现在。”翟云英眼泪直掉：“那算什么事？你把整个空军都扛在身上，我理解。”
他点点头，声音更低：“谢谢你的理解，也谢谢你替我教好孩子。以后得靠你自己——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说完这句话，目光渐渐散开。15时45分，心电图成了直线，55岁的刘亚楼离开了蓝天。
整理遗物时，翟云英在那件旧睡衣口袋里翻出孩子们的合影，边缘已被捏得发白。医护们屏住呼吸，房间里只剩低低的抽泣。随后中央发布讣告，按大将规格举行追悼会。周恩来在灵车前对空军党委说：“亚楼走得太早，空军司令人选，很难。”寥寥数语，分量沉重。
多年后，再进空军大院，银杏树已合抱粗，树荫下一群年轻飞行员抬头看飞机划过。有人提到刘亚楼，语气像谈一位站在跑道尽头的老长官——命令严厉，却永远护着他们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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