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这一刀，不砍人，砍的是老规矩
成吉思汗走了以后，蒙古高层那摊子事儿就没消停过。
表面上看各路王公大臣还在敬着祖宗的规矩，实则每个人都在琢磨一件事：谁能坐到最中间那个位子上。
忽必烈那会儿已经在中原一带打拼了不少年头，手底下有兵，有钱，也有文化人撑腰。
他不急不躁，表面不声不响，其实早就盯上了那个大汗的位子。
而他的对手，也不是等闲之辈。
阿里不哥，那是真正从草原中走出来的人，血统纯正，讲规矩，讲草原的老办法，对中原那一套既不信也不认。
两个人的矛盾就这么摆在了台面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宣布称汗，没过多久，阿里不哥也在哈剌和林立起了自己的旗。
这不是分歧，这是分家。
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肯让一步。
蒙古帝国从这时候开始，表面上还是一个家，其实已经是两张床、两种饭。
忽必烈不是头脑发热的人。
他知道，自己要是真按老蒙古那一套来，中原这块地他就别想稳住。
人家这边讲究的是礼法制度、王朝正统，不是你骑着马过来砍一刀就算赢。
他一边和阿里不哥打着仗，一边在大都修宫殿、立官制、招儒士，干的不是游牧的那一套，是皇帝的活。
他也知道，蒙古人看不惯这些。
可他认定了一件事：要想坐稳这个位子，就得换个活法。
四年后，阿里不哥撑不住了，兵败投降。
忽必烈赢了，但这胜利背后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
蒙古帝国从这一刻起，彻底裂开。
西边的几个汗国虽然嘴上说听命于大汗，实际上谁也不拿他当回事。
忽必烈的胜利，是转型的胜利，是脱胎换骨的开始。
但也正是这场脱胎换骨，让昔日的兄弟、部落、旧臣，纷纷站到了他对立面。
忽必烈搬家到了大都，改国号叫“元”，开了新朝。
这不是简单的易名，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彻底把蒙古带进中原，要翻篇了。
他动了很多旧规矩。
比如原来蒙古人打仗分战利品，现在要按官职、按制度来分。
原来贵族说话算数，现在要看朝廷的律令。
中原的百姓看着是松了口气，可蒙古贵族就不乐意。
从此以后，朝堂上不再只听草原的口音，文化人、南方出身的官员开始多起来。
这些人不是靠血统，而是靠脑子拿到位置的。
忽必烈也不是一味讨好。
他留了“四等人制”这条命根子，蒙古人排第一，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末。
这一排队，排出了阶层，排出了怨气。
尤其是汉人，人口最多，地位却最低，心里那股子火，藏得住一时，藏不住一世。
更麻烦的是，忽必烈那边忙着推制度，边疆却没闲着。
南宋还在抵抗，西南也不太平，军队连年作战，花钱如流水。
财政紧张，赋税加重，老百姓日子不好过。
蒙古贵族看着自己权力一点点被削，汉人看着自己被压着喘不过气，朝堂上明争暗斗，地方上民变不断。
忽必烈一手撑着中原的制度，一手还得安抚草原的旧势力，两头不是人。
但他没有退。
他知道，不做这个选择，他连现在坐的这个位子都坐不稳。
他把兵权牢牢抓在手里，设行省、建中书，推朝贡，管漕运，用的是汉人的办法，但保持的还是蒙古的威风。
他让儒士进宫讲学，也让蒙古贵族进朝议事。
这个局面维持了下来，但代价就是一个：谁也不满意，但谁也动不了他。
忽必烈去世前，元朝的疆域已经破天荒地大了，连大运河都重新畅通了，商路一通到底。
可这份繁荣下面，藏着很多看不见的火种。
继位的人没有忽必烈那股子劲儿，也没有他的眼光。
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冒出来。
朝堂之上，争斗加剧；民间之中，起义频发。
不到一百年，元朝江山就换了人。
但有些东西留了下来。
比如行省制度，明清两代一直在用；再比如北京，成了元朝的都城之后，之后的几个朝代也都没换过地方。
忽必烈的后半生没歇过。
他赢了仗，坐上了位，也改了制度。
但他始终得用两种语言说话，一边讲法度，一边讲威望。
他不再是单纯的草原领袖，也不是传统的中原皇帝。
他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统治者。
元朝后期，汉人的起义四起，蒙古贵族自顾不暇，朝廷逐渐失控。
朱元璋的军队攻进大都那天，元朝结束，蒙古人退回草原。
忽必烈的陵墓在内蒙古草原，至今位置不明。
大都的宫殿被明人重修，朝服改了颜色，但制度的骨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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