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的一个雨夜，上海岳州路的信用社灯光昏黄。门口，一个个子并不高却神情紧张的中年男子掸了掸湿漉漉的呢帽，低声报出“虞金山”三个字。玻璃窗后，侦查员迅速对暗号，屏住呼吸等待最佳时机。两分钟后，随着一句“吴蓝田，别装了”，八年逃亡宣告结束。
为什么几位干部对一个已杳无踪迹的叛徒如此锲而不舍？答案藏在抗战时期豫北一带的血与火。1939年，吴蓝田身在滑县接敌区，本是共产党培养的骨干，却因生活作风混乱屡受警告。组织多次挽救未果，他竟在1940年农历三月初三公然倒向日伪，改名“吴进善”，成立“特务工作团”。
从那一天起，屠杀与勒索接踵而至。仅1942年“扫荡”，豫北一线数百村庄血流成河，四千多条生命湮没在抢掠与焚杀之中。吴蓝田还把屠刀指向昔日并肩作战的同志，县委联络员聂元昂的侄子、抗日干部李明德、女干部贾林秀……一个个姓名，成了血迹斑斑的档案。
“他要么给我一个交代，要么我给他一个坟头。”王从吾在通缉会上铿锵作答。这句极重的肺腑之言，也代表了那些死难者家属的心声。罗瑞卿明白，放任此人逍遥法外，一纸法度便成空谈。于是，1951年9月，公安部正式发布通缉令，平原省、河南、上海三地同时展开搜捕。
吴蓝田并非庸碌之辈。1948年滑县再度解放前夕，他已嗅到风向突变，连夜撤出，辗转郑州、南京、苏州，最终落脚上海。靠着改名换姓、分散家人、杜绝社交，他硬生生潜伏了八年。对外，他是做皮货的小商人“虞金山”；对内，他逼迫妻儿每日背诵伪造的户籍信息，一旦走漏半点风声便准备再次转移。
破案的突破口来自一条看似平常的房产交易。上海公安在清查旧上海商号资产时，发现一桩买卖延伸至北京西单的段家。段家账本上，“吴尊周”多次出现。滑县公安干警顺藤摸瓜，查明此人正是吴蓝田的胞弟。部队将吴尊周控制后，供出了兄长藏匿上海的蛛丝马迹。信息传回，上海市局立即布控。
押往北京途中，他试探性提出愿意供出潜伏名单。刑侦人员冷冷回答：“名册一条不缺，你欠的是血债。”列车过石家庄时，他写下《我怎样隐藏了八年》，逐条陈述伪装细节，试图在悔过书里为自己添几分“自首”资本。万人碑下的亡魂不会被三言两语安抚。
1956年9月16日，专案组将吴蓝田解回滑县。沿途不少老乡自发聚在公路两侧，默然注视这位曾令全县陷入恐怖的旧魔头。审判席上，检察官逐条宣读起诉书，时间、地点、受害者姓名、证人证词——没有一个遗漏。听到“灌冷水”“挑筋剜骨”等词时，围观群众屏住呼吸，空气仿佛都凝固。
法院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吴蓝田死刑，限期执行。宣判当天，他做了最后的辩解：“我若还能为党做一点有益之事……”话没说完，被法警厉声喝止。五个月后，1957年3月20日清晨，滑县道口镇郊外枪声响起，尘埃落定。
此案并非一次简单追捕，背后体现了新生人民政权对历史旧账的责任态度。八年缉拿、五省联动、千份档案核对，只为一个明确目标：让公义与法纪不再纸上谈兵。吴蓝田虽被正法，但案卷中的细节仍在警示——组织的挽救是有限的，选择背叛便要承担无法回避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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