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5日，湘江以南细雨初歇。列车缓缓驶入韶山站，毛主席跨出车厢的第一句话是：“这里的稻香一点没变。”三十二年未归，他熟悉又陌生地望着连绵青山。当地干部原本安排他先到招待所休息，他却摇摇手，“先去村口转一圈。”一句话，把随行人员的节奏全打乱。
村口那棵古樟树下，几个放学的孩子正追逐打闹。主席停下脚步，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沿着泥路往下屋场走。乡亲们听说他来了，纷纷放下手里的锄头聚过来，场面热络，却没人见到常年与主席通信的邹普勋。有人低声提醒：“邹家老三年前就走了。”主席脚步顿住，眉头紧锁，只问：“什么时候的事？”
随后，他坚持要到邹家旧屋看看。屋里光线昏暗，墙上还挂着邹普勋当年在北京拍的照片。邹家两个儿子听到动静，慌忙迎出，眼圈通红。主席没有寒暄，只把雨帽摘下，轻轻放在桌沿，声音很低：“你父亲怎么走了？”大儿子抹了一把泪，说是肺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主席叹了一口气，沉默许久，才道：“我以为他还能多活几年。”
这一幕，让不少在场的人第一次看到主席红了眼眶。几个老人回忆，邹普勋和主席的交情要追溯到1902年私塾年代——那时私塾老师邹春培严厉得很，学生们怕得要命。偏偏毛泽东不服管束。一次带头跳进池塘游水，被邹春培抓个正着。老师举起戒尺，毛泽东挺身而出，一口气背出《论语·先进》第十一章，把“孔子赞成游泳”搬出来作挡箭牌，竟让老师哭笑不得，最终收回戒尺。旁观的邹普勋被这股机灵劲折服，两人从此结下友谊。
日月更替，少年各奔前程。1918年毛泽东赴京，1921年在上海参加建党，烽火连天，聚少离多，但书信未断。1949年，他在北平忙着筹备开国大典，仍抽空写信回乡，托堂弟毛泽连把慰问金送到邹家。信里一句“身体好多加爱护”简短，却让邹普勋握信到天亮。那年冬天，他刻碑的手被冻裂，仍把主席的信纸用油纸包了又包，揣在贴身口袋。
1952年，国家刚完成土地改革，邹家分到六亩良田，生活稍有起色。他给北京去信报告近况，并提出想亲口向主席道谢。主席很爽快，让湖南省委统战部垫付旅费，并写信叮嘱：“路上注意饮食，莫劳累。”9月25日夜，邹普勋第一次踏进中南海。警卫引他进院时，他紧张得汗透衣襟。主席却先握住他的手：“普勋，现在不挨骂了吧？”一句玩笑，空前放松了气氛。那几天，主席亲自陪着看故宫、颐和园，还把稿费拿出来，给他们一人做了件咖啡色呢大衣。到国庆那天，邹普勋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肩而立。他悄悄捏了一下袖口——那件大衣他一辈子没舍得换。
然而北京之行也暴露出他的病情。长期凿碑积下的石灰尘让肺部纤维化，当地医院建议长期静养。主席给他备了鹿茸精，连稀罕的苹果都划拨来十八公斤。邹普勋连夜写信推辞：“您自用更合适。”主席批在信后：“我不用补品，你比我更须。”最终才把东西收下。
1954年底，邹普勋再赴北京，本想为主席祝寿，被婉拒。主席只说：“祝寿不顶饭吃，聊天顶用。”随后又把湖南在京亲友召来，明确告诉大家，个人问题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谁若生活艰难，找他本人可以，拿他名义走门路不行。邹普勋回乡后，把这番话一句不漏传开。从那以后，韶山人来京探亲的人数骤减。
可惜药石难医，1956年冬，他的肺脏急转直下，年底辞世，终年六十七岁。此前，他最后一次写给主席的信，还反复嘱托儿子“莫给中央添事”。信发出不到两月，人已不在。
当年夏天，主席在庐山会议间隙收到噩耗，只在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普勋病重”。后面，一行小字又被划掉，看不清内容。随行秘书回忆，那天主席晚饭只喝了粥。
如今站在邹家旧屋门口，风吹得门轴呻吟。主席抬头，山脚那片稻田翻着绿浪，仿佛旧日少年还在其间嬉笑。他将雨帽重新戴好，对邹家兄弟说：“回头把你父亲生前的信件收拾一下，给我寄两封复印件。你们要是困难，先告诉乡里，不行就告诉我。”
说完，他沿来时的泥路折返。乡亲们远远跟着，不敢说话。雨后黄昏的韶山冲，蛙声此起彼伏，古樟树叶滴下几点水珠。那年秋收，田里颗粒饱满，据说是多年少见的好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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