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3岁的我参军分到仓库，2年后上级派我护送27吨炮弹|军械|参军|弹药库|新兵|李泉|炮弹

1970年12月的一份后勤部人事通报里，出现了一项“特例”：批准一名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参加军械兵序列培训。文件很短，却在杭州城外的小花坞弹药库激起不小波澜，因为那是整个华东战区当年最年轻的新兵。

入仓的时间定在1971年正月初七。那天清晨，雾气锁住了武林门外的公路，卡车驶过龙居坞后折入一条土路，尽头是一片香樟林。树影浓得发黑，木栅栏门上挂着“谢绝参观，禁止照相”八个红字。林后，就是编号为“3301”的军械仓库。外界不知情，内部却清楚：这里囤放着二战后期苏制和自研混编的各型弹药，稳定性复杂，对管理要求极高。

少年名叫李泉（化名），籍贯安徽。官方档案写着“身体结实，思维敏捷”，但身高只有一米六六，体重还没过百斤。仓库主任贾昭光看见他时，只说了一句：“娃娃，先学会不怕炸药味。”随后，训练从最基础的弹药识别做起。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弹种区分靠弹尖色环，老兵大多凭目测。贾昭光却把黑布条蒙在眼上，徒手摸出“钢芯弹、穿甲弹、曳光弹”各一枚，让学兵们依次传看。原来，弹尖弧度细微差别足以触感分辨。摸完后，他抬手摘下布条，不紧不慢地补一句：“记住手感，比记颜色保险。”这种几近偏执的严谨，为后来避免事故埋下伏笔。

训练之外，枪法是李泉的第二课。仓库射击坪不过二十五米，风向复杂，竹林遮光。贾昭光常把一节毛竹掰空，用泥巴涂出小圆圈挂在枝头，然后端起五四手枪八连发，弹孔全部落在圆心。边上新兵起哄，他却不恼：“呼吸匀，扳机轻，站得稳。”三句口诀，李泉默背千遍。半年后，他在比武中取得八十三环的成绩，但和老主任那九十八环的纪录仍差一截。

少年劲头足，体力却拖后腿。弹药库装卸以肩扛为主，一箱木柄手榴弹二十八公斤。第一次搬运，李泉不到十箱就汗如雨下。副班长笑他“纸糊的”，李泉暗地里加练单双杠、负重蹲，夜里常被哨兵看见借着探照灯影子做深蹲。两年下来，个子窜到一米七八，臂围粗了一圈。

1973年5月，华东沿海战备等级提升，仓库接到搬迁到洞库的命令。二十八辆卡车往返，日拉弹药一百二十余吨，连续二十多天。搬运近尾声时，装备处忽然下达一纸调拨单：立即将二十七吨七六岸舰炮弹送至宁波军港，由“3301”仓库派员全程护送。领导层思考后，只留下一个名字——李泉。原因看似简单：枪法好，身体优秀，最关键是年龄小，不易引起外界关注。

当晚，他在战勤处领到通行证、持枪证及一支五六式冲锋枪，随后核对木箱封条。深夜列车出发，闷罐车仅留指宽缝隙，车内温度逼近四十度。李泉脱到只剩裤头，背靠弹药箱守着枪。“别眨眼，别犯困。”这是贾昭光临行前的叮嘱。短短一句，却胜过任何条文。

翌日傍晚，列车抵达宁波北站，军分区参谋办理交接。对方劝他住下休整，李泉坚持返杭。参谋笑而不答，只让他“等电话”。第四天清晨，仓库接线员转来指示：“任务解除，原地休整。”李泉这才放松。原来，洞库搬迁已经完工。安排这趟押运，一半是战备需要，另一半是贾昭光刻意让少年避开最消耗体力的最后阶段。

年底总结，李泉获嘉奖一枚。表面理由是“圆满完成重大战备任务”，不少战士却私下议论：主任这是给小兵放了个“带薪假”。传言真假难断，但一件事坐实——那年杭州到宁波的两百余公里铁路线上，没有出现任何弹药运输事故。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1970年代初的军械管理正处过渡期：由分散野战仓向半固定洞库转型，自动化、信息化几乎为零，全凭人手与经验。贾昭光这类“老三野”出身的技术骨干，就像螺丝钉卡在关键缝隙，支撑起庞大的后勤链条，而李泉则是被这条链条快速淬火的新兵。

1976年部队精简，李泉转业回安徽，辗转机械、电子企业，干过铣工、钳工、机修工，最终坐到副总经理位置。同行常说他“手上准、心里稳”，而这些职业素质正是仓库岁月里练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贾昭光年仅四十时已满头白发，常年接触炸药粉尘和潮湿地下库房，肝脏负担极重。1983年，老主任病退，无人再见他蒙眼识弹的绝活，却有年轻军械员把那黑布条当作珍贵教材留在新仓库。

这段看似普通的运弹经历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新中国兵役制度在特定阶段对年龄的弹性处理；二是冷兵器时代“艺匠精神”在现代军械管理中的延续。十三岁的少年成为押送二十七吨炮弹的责任人，并非传奇桥段，而是一套严格流程与个人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李泉本人后来对同事提到那趟夜车，只说了一句：“闷罐里，最怕不是爆炸，是自己打盹。”这句话被车间师傅当作安全警示贴在墙上。

如果没有那趟押运，少年或许会继续在花坞的土坡上扛箱子；如果没有贾昭光的“阴差阳错”，他又可能和许多基层兵一样，在最繁重的搬迁中透支关节。细节决定轨迹，命运就此拐了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