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凌晨，合肥无线电台捕捉到淮河上游水位突涨的告急信号，值班技师连夜把电文送到省委大院。曾希圣在灯下看完不到三分钟，合上文件袋，拎起随身小包就往门口走，他对警卫说的第一句话是：“车子备好，今天先去蚌埠。”
雨水自春末起便没停过，淮河两岸的民兵堤上一层又一层加筑，仍挡不住来势。自民国初年算起，这已是淮河第十一次大洪灾，灾区群众心里清楚：要想保命，得看共产党能不能把他们从水里捞上来。省委书记再熟悉不过这种眼神，他在战时就见过——那是一种把活下去全部托付给组织的倔强目光。
汽车沿着省道一路向北，雨柱砸在挡风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同行的水利厅干部悄悄翻笔记，低声提醒：“书记，佛子岭水库前天刚泄洪，安庆已告急，蚌埠去后恐怕还得折回南线。”曾希圣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指着地图淡淡一句：“哪里最险就往哪里去。”
车开到淮南时水深已到车门，换乘电瓶车再向前，夜色里只剩呜咽的风。三天两夜，曾希圣靠一壶凉茶硬撑，终于赶到芜湖指挥部。刚落脚又传来安庆大堤现渗漏的急报，他接过电报皱眉：“立即调船。”秘书见他双眼布满血丝，劝他在指挥部眯一会儿。曾希圣叮嘱：“船一到就叫醒我。”话音落下，人已靠椅入睡。
半小时后船靠码头。几个工作人员见他睡得太沉，商量着不去惊动，想着先去前线勘察。船缓缓驶离岸边，舷窗灯影里的省委书记还在打盹。可天刚蒙亮，他猛地醒来，发现人船已去，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我是来享受的吗？我是来睡觉的吗？”话音不高，屋里的人却都低下了头。他抓起雨衣，徒步赶往安庆大堤。
洪峰夜里抵达，浪高两丈。堤上昏黄汽灯下，一位老船工向曾希圣抱拳：“书记，再迟一小时就要溃口。”曾希圣点点头，抬手喊：“夯土、草袋，全上！”数千名民兵在雨幕里排成人链，靠肩膀把最后一道缺口堵住。到拂晓，水面终于缓缓回落，老船工抹把脸，冲他喊：“书记，这条堤救回两座城。”曾希圣只是转身，让现场统计损失，安排下一批空投粮包。
治水的艰难他并不陌生。早在一九四一年，他就带着新四军七师在皖江边立足，靠征收商船税、与敌伪做倒换，把一个一千九百人的小部队喂成了两万精兵。那几年他摸透了长江、淮河的脾气：洪涝相生，治水不但要筑堤，还得蓄洪、分洪、改种、改土。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佛子岭水库、磨子潭水库等工程，就是为了给淮河安一道能喘息的阀门。
有意思的是，这位“红色密码之父”真正决定淮河命运的，却不是密码，而是一条又一条汗水浸透的土袋子。一九五四年夏秋之交，淮河中下游五次洪峰叠加，流量超过一九三一年大灾；但安徽境内死伤数字远低于历史同期。原因很简单：堤没决，人没跑，粮没断。
灾后统计，全省一千五百多万亩农田被淹，其中九成在一个月内退水复种。曾希圣在合肥主持会议，强调“改种避灾”思路——多种糯稻、红薯、高粱，提高夏粮占比，减少单季水稻对天的依赖。同年冬，他又拍板决定把上海第一批百余家轻工企业搬到合肥、芜湖、蚌埠，为的是给农业挣足的粮食找条工业化的出路。
一九五五年安徽粮产首次突破一千一百万吨，比国家计划多出两百多万吨。毛主席收到农业部报表后说：“希圣在安徽，把淮河这个老恶魔治得服了气。”同年，安徽调出余粮七万吨支援灾荒中的河南，华北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淮河岸边再无“乞丐之乡”，而是“新棉区、新粮仓”。
两年后，中央派他北上山东解决缺粮难题，他挥手苏鲁铁路边的干部说：“水患都能压下去，生产问题也压得下去。”这话不算豪言，他只是习惯在难处下手。治淮如此，治省亦如此。
至此再回看七月那声怒斥——“我是来享受的吗”——并非情绪，而是方法论。堤坝能不能守得住，关键在于指挥者是否舍得睡那一会儿。历史把这一幕记了下来：安庆大堤上，一位衣衫尽湿的省委书记站在草袋垛顶端，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滴，他正眯着眼打量远处江面，仿佛在计算下一场洪峰什么时候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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