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正月初五清晨，江西莲花县信用社门口聚了不少乡亲。大家没等开门，就把目光锁在一个身形清瘦的老兵身上——甘祖昌。有人小声嘀咕：“听说他又来存钱了，一次好几百，比咱一年收成还多。”这位开国少将却仍是草鞋、补丁衣、肩头一把锄头，存完钱转身便往田埂走，看不出他握着每月三百多元军饷的底气。村民更想不通，既然这么有钱，为何家里菜篮子一天只批一块钱的额度？
甘祖昌生于1905年，儿时书读得不多，却懂得“穷则思变”。十岁挑脚到安源煤矿，粗布短衫磨出老茧。1926年秋，莲花农民运动轰轰烈烈，一句“穷人要翻身”点燃他胸中的火种。第二年“白色恐怖”降临，他在山里宣誓入党，自此与乡间稻浪告别，刀光枪火伴随二十多年。
长征路上三进三出死亡线。红六军团北上会师，他是开路先锋；湘黔边界被堵，他又做后卫断后。抗战爆发，359旅南下支队在鄂南、湘东建起根据地，他啃野菜、睡谷壳，好几次只剩一支旧驳壳枪。1949年再跟王震进军新疆，白山黑水换成戈壁冰雪，解决叛乱、修筑公路，走出“二万七千里”的军事奇迹。1955年授衔那天，他戏言：“徽章是钢钉，别在衣服上，扎得皮肉也不能忘过去的苦。”
授衔不到两年，一次事故炸伤颧骨，弹片进入颅骨，军医建议长年服药静养。甘祖昌却递交请示：回乡。组织挽留无果，只好批准。回到沿背村，他先把军装收入箱底，穿上旧麻布裤，一锄头扎在自家土里，说得爽快：“从今往后，叫我老甘，别叫将军。”
工资如何分配？家里小本子写得明明白白：20元口粮，5元点灯买油盐，其余约310元全部汇总成“公用基金”。用在哪？第一笔大开销是1958年修村里曲港渠。河道弯、渗漏多，常年“有水灌不到田”。甘祖昌跑县里借来石灰，再掏出三百元做人工饭钱，带着乡亲削坡、砌渠墙，三个月完工。第二年大旱，沿背产量反增三成，乡里干部打报告表扬，他只回一句：“渠通，肚子就不愁。”
有意思的是，他连夫人龚自珍的工资也一并上交。龚自珍在县中学教书，月薪八十多元，照样塞进甘祖昌的棉布袋。孩子们抱怨没零花钱，他摆手道：“想买糖？先把田垄里的草拔干净。”龚自珍暗地里也心疼，却忍住，“他当了几十年后勤部长，钱交给他不浪费。”
三年困难时期，县委安排给甘祖昌特供面粉和油脂。他当场拒绝，理由简单：“群众配给多少，我就多少，多一分都不要。”同年冬天，他把存折上八百多元捐给公社置办拖拉机，做成机耕队，租金比私人低一半。拖拉机轰进稻田那天，小伙子们围着驾驶员叫好，甘祖昌蹲在田头捞水草，像个局外人。
穿戴依旧出奇简陋。一尺布价不超一元是死规矩，破了补、补了再补。连雪白毛巾都染成蓝灰色，省得“显摆”。老战友路过见他肩挑牛粪，劝他换身呢子大衣，他用赣方言答：“衣服再好，稻谷不会多长一根。”话糙理直，让对方难再劝。
某年春耕，乡里两座木桥被洪水冲垮，学生上学要绕道七八里。甘祖昌掏出六百元，外加自己两个月的伤残津贴，请木匠修桥。桥竣工，早晨雾大，他站在桥头试跳几下，笑说：“桥硬不硬，脚底板最诚实。”此事后来写进县志，却没留他名字，只写“沿背村一老同志捐资”。
“每天菜金不足一元”并非硬熬。甘祖昌计算过：自留地可种蔬菜，一元足够添盐酱和豆腐，额外的钱与其进菜市场，不如继续留给渠、给桥、给机耕队。他常对儿子们强调：“真正的富裕不是桌上几块肉，而是田里几层苗。”极富务实味。
1979年冬，甘祖昌因旧伤复发离世。整理遗物时，家人找到一本卷边账簿：渠修了三次，桥修了两座，机耕队换拖拉机四台，全部花销近三万元；最早一笔是1957年，最后一笔是临终前一个月。旁边夹着一张还没存进银行的汇款单，上面写着“支持村里架电线一事”。落款笔迹依旧遒劲。
村里老人有时会讲起那段往事：“老甘的工资没进自己嘴，却进了我们每家每户的锅里。”信用社旧账本如今泛黄，可数字还在，静静说明三百多元月薪究竟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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