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被判处绞刑，施刑者为何故意折磨他40分钟？22年后真相大白|北平|施刑者|杨宇霆

1950年12月的上海，寒风透骨。深夜里，一辆吉普车悄悄停在静安寺路口，公安人员将一名化名“陈柏年”的老人戴上手铐，这名老人正是当年指挥闯入苏联大使馆、活捉李大钊的陈兴亚。拘捕笔录传回北京后，一条被尘封多年的线索随之浮出水面：绞刑架在哪？为何要连续三次上绞，足足折磨李大钊四十分钟？

陈兴亚交代，他不过是传令者，真正动手的是奉系宪兵司令部的三人小组。“我们那会儿谁敢不听张大帅？”他低声嘀咕。审讯记录送到中央后，北京市军管会文物部立即与公安系统对接，追查刑具下落。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整整二十三年，人们对那座木质绞刑架的印象，只剩旧日报纸里的几张模糊照片。

1949年春天，北平完成和平解放。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忙着接管博物馆，仍不忘嘱托同事：“找到那架刑具，把编号写成0001。”在他看来，一件木架或许比金缕玉衣更能提醒新政权：胜利来得不易。三月里他和同事于坚用两辆自行车，在德胜门外荒院中看见几根倒伏的黑木，上面还挂着断裂的麻绳。二人借来撬杠，小心拆卸，拖回故宫北院，第一件馆藏就此落档。

绞刑架归档不到一周，市委书记彭真批示：凶手必须落网。公安局按年代翻卷宗，从京师警察厅、奉系宪兵司令部到北洋政府法庭，一份份名册重新核对，终于拼出了“四人名单”——吴郁文、王振南、雷恒成、陈兴亚。抓捕随即展开。22年谜雾，开始被抽丝剥茧。

时间回到1927年4月28日。上午十点，京师看守所门前戒备森严。特别法庭刚草草宣判，二十名被告全部“死刑立即执行”。李大钊迈上木台时神情平静，他向刽子手要纸笔，被拒后便踱步站定。施刑者拉动杠杆，不到一分钟他已失去知觉，却又被强行解下泼水唤醒。有人劝降，他淡淡一句：“革命终会胜利。”第二次绞昏，再度松绑，血色退去更显苍白，他只冷冷回应：“力求速办！”第三次，杠杆咔嚓落下，再无犹豫。足足四十分钟，行刑者才把他放下，脖颈上留下三道深痕。

为什么要如此反复？在后来审讯中，吴郁文供述：“上头吩咐，要让他多受点折磨，看能不能临死开口。”所谓“上头”，一份夹在旧电报堆里的密码电文给出提示。电文落款“中正”，内容简短：“共党要员，速决，务令首犯示众。”解码员判断，这是蒋介石在北伐途中发给张作霖的密电。张作霖担心北方舆论失控，索性用最残酷的“三绞处决法”，以威吓其他左翼人士。这就是四十分钟酷刑的直接原因。

张作霖对外宣称“李大钊供词甚多”，实则毫无证据。被捕期间，李大钊遭竹签钉甲、鞭刑夹指，却只留下十二字：“我系共产党，其余概不知。”面对利诱，他回绝同乡杨宇霆：“断头流血，民族气节不可辱！”狱警回忆，李大钊常借递饭工夫，给年轻犯人讲《共产党宣言》，还劝看守“别当军阀的刀把子”。这种骨气，让奉系高层又恨又怕，才有后来的变态行刑。

北平解放22年后，案件逐一收网。1951年6月，吴郁文在前门大街落网。抓捕现场气氛诡异，他躺在炕上，见民警进门只说一句：“我早知躲不过。”由于肺病严重，审讯不得不分段进行，1953年他病死狱中。三个月后，雷恒成在上海被捕，这名自称“赵志安”的算命先生被揭穿身份时还辩解：“我已削发为僧，功过两消。”主审法官冷冷答道：“血债不能靠剃头抵消。”同年年底，雷恒成被执行死刑。1955年，最后一环王振南被定罪，法庭用那副绞刑架的照片作为证据，他低头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