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冬的一个清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总机骤然响起，北京那头只说一句：“请贺麓成同志速来民政部领取毛泽覃烈士证书。”接线员放下话筒时，才发觉自己手心全是汗：原来那位平日蹬着旧自行车、随身只带一支圆规的贺工，竟是毛主席的亲侄子。
同事们炸开了锅，可主角却只是合上笔记本，摘下护目镜，淡淡一句：“文件批准了就去一趟。”一句轻描淡写，却把一段尘封已久的家族往事推到聚光灯下。
倘若把时间拨回1976年9月，这段往事的关键环节就在人民大会堂灵堂外。毛主席逝世后，治丧委员会拟好亲属守灵名单递给李敏复核。她扫了一眼，眉头微皱，随即对工作人员轻声提醒：“怎么不叫我哥哥？”声音虽低，却改写了名单。
“哥哥”是个模糊称谓，值勤人员不知所指，李敏马上补充：“贺麓成，国防科工口的。”确认后，专车连夜前往五院。彼时贺麓成正与同伴在风洞实验室核对数据，对讲机里一句“协调中心急电”才让他停下手里的滑尺。获准请假，他只带上那顶被油渍染成暗褐色的军帽，匆匆赶往灵堂。
走进灵堂，他看到从未谋面的伯父安卧水晶棺，鼻尖瞬间发酸，膝盖先于理智落在地毯。短暂哭声后，他抬起头，李敏递上毛巾，两人第一次真正打量彼此。她轻声问：“哥，你这些年过得好吗？”他红着眼，只回一句：“还好。”短短两个字，把十几年的隐姓埋名和几千公里的试验场风沙统统压进胸腔。
为何一直没有和毛家相认？答案要追溯到1949年的井冈山。那年秋，母亲贺怡为了替姐姐贺子珍找回“小毛毛”奔波途中遇车祸身亡，十四岁的贺麓成拖着骨折的右腿哭到沙哑。随后，贺子珍把外甥接到上海，叮嘱两句：“别提出身，好好求学。”少年听得认真，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他行事的底线。
1952年，他考进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填家庭情况时，仅写“父母双亡”。他不想沾光，更怕添麻烦。当时的交通大学电力系，动手课多、故障排查练习密集，留校助学金每月二十二元，他从中挤出五元寄回江西山里抚养过自己的亲戚。室友笑他“扣”，他摆摆手：“井冈山的土味儿改不了。”
毕业分配正碰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筹建。周总理点将，聂荣臻挂帅，钱学森亲自挑人。政治可靠、专业扎实，贺麓成不声不响地入选。那年五院刚起步，连铅笔都要配给，他却兴奋得像个孩子：终于能摸到真正的发动机壳体。很快，他被调入一室总体组，负责姿态控制算法。当时国内没有现成资料，他把《自动控制理论》翻到卷边，用算盘敲出第一版计算结果。
1958年春，他随队赴酒泉，第一次见到竖立在沙漠中的导弹靶塔。零下二十度的夜里，为一段信号抖动故障，他和同事爬上塔顶反复测试，电线割破手背，只用胶布一缠继续干。后来火箭发射成功，指挥所里掌声四起，他却躲在外面抽支卷烟，嘴里念叨：“偏差五毫，可以再小。”
正因长期驻守戈壁，他错过了1959年李敏的婚礼。那年春天，毛主席翻李敏的宾客名单，笑着提醒：“娇娃，你把麓成落下了。”可等到通知打到五院，电话室值班员只得到一句“机密任务，无法通话”。就这样，祖侄擦肩而过。
1976年守灵后，贺麓成仍回到原岗位。对外，他依旧是普通工程师；对内，他是型号副总设计师。1981年军队职称评审，他拿到“001号”高级工程师证书。有人劝他借此“走出来”，他笑：“不必，我负责的是下一代制导系统，亮相没意义。”
直到1983年的那通电话，“毛泽覃烈士之子”的身份才被揭开。然而很快风声又平静。五院的年轻人照旧在实验楼门口看见他：灰夹克、帆布鞋，夹着几份未完成的计算纸。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恢复“毛”姓，他沉吟片刻，道：“等下一代吧，技术归技术，姓氏归姓氏。”
如今，他已退休，偶尔受邀为后辈讲授早期控制理论。讲课结束，他常把粉笔敲在黑板边缘，提醒年轻人：“别惦记姓什么，惦记手里那串数据。”说罢拍拍衣襟，像极了当年午后走出风洞，满身微尘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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