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上午十点左右,上海南京路的电话线被急匆匆的脚步踩得嗡嗡作响,国民党警察局里一间密室的门突然推开,陆大公被毛森的亲信“请”进来。几分钟前,他还在警员合作社核对账册,此刻却被告知:“毛局长想谈谈警务交接。”外头炮声隐约,苏州河对岸硝烟翻腾,谁都明白时间不多了。陆心里明白,所谓“交接”,其实是一顶烫手的黑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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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这位陆大公还是格致中学的青年毕业生。因家境拮据,他从香港大学退学,误打误撞考进公共租界巡捕房,当了华籍副督察。英美警长冷眼相待,他咬牙忍;日军进租界,他被留下“临时维持秩序”,依旧忍;汪伪接管,他一路升到警备科长,被同僚戏称“三朝元老”。一忍十八年,忍来的是对上海街巷的门清,对各色人等的洞悉,也忍出了对腐败官场的彻底厌倦。

1948年底,毛森空降上海警察局。上任第一件事便清查所谓“赤化分子”,杨虎与“兴中学会”被盯上,陆大公也榜上有名。应志春那句“谁和共产党有联系一分钟内交代,否则全家处死”冷得像冰渣子直扎人心,可陆面无表情,心里却更坚定要找出路。地下党员肖大成适时出现,把《约法八章》和起义政策摆在桌上,陆看完只说一句:“走到这一步,退无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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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49年5月,南京失守、杭州失守,蒋介石带着全家撤往台湾的“江静”号在江面一闪而逝,留给上海的只剩焦躁与不安。毛森很清楚,陈毅第三野战军从苏州河北岸压过来只是时间问题,他既想带钱带命走,又怕走得太早被骂“弃城”。于是一个主意冒出来:把陆大公推到前台做“垫背”,自己身后遥控。

会议室里,毛森假笑着递过公文:“陆先生熟悉警务,暂代局长之职,维持市面稳定。”一旁秘书奉茶,陆接过任命,却不急着点头。借故“先找杨虎商量”,他离开大楼直奔地下党联络点,得到的指令明晰——接受职务,设法策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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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尚方宝剑的第一步,陆大公把全市一千多名义务警察组织起来,成立临时指挥部,文件口令改成“沪安一号”。第二步,肖大成赶往机动车大队,18门迫击炮、20辆装甲车、重轮战车全部换防,炮口不再指向工人住宅,而是悄悄对准外白渡桥。电话另一端,毛森咆哮:“谁准你们撤护卫车?”肖大成扔下一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到一分钟,警察局走廊回响毛森怒骂声,但更多人听见的是心里的鼓掌。

同日下午,户籍科副科长跑进局长室,额头冒汗:“毛局长命我焚毁全部户籍档案。”陆毫不犹豫抬手:“一页不能少,违令者负责。”十万卷户籍册由此保全,后来成为清查暗枪、恢复城市管理的第一手资料,这点往后很少被提起,却是上海能迅速恢复秩序的关键。

然而毛森仍死守在局长室,电话线成了他最后的“指挥链”。陆大公需要一个痛快的推手。傍晚四点,苏州河南岸传来新一轮炮声,陆走进办公室,语速平静却故意压低音量:“最新情报,陈毅的主力已沿苏州河向东推进,企图切断去吴淞口的退路,孟良崮歼灭张灵甫的那支部队就在前线。”短短一句,把“陈毅”“孟良崮”几个词摆在一起,杀伤力惊人。毛森脸色瞬间灰白,嘴里喃喃:“陈毅用兵如神……”十分钟后,他带两名亲信拎包冲下楼梯,两辆福特轿车卷着尾气冲向北站,夜色里再没回来。

5月26日凌晨,苏州河防线坍塌,陆大公在局长室写好交接表,一字未改地装进档案箱。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李士英到来时,他奉上警察局大印与钥匙。李士英当即宣布陆留任公安局顾问。当天黄昏,上海电台重播《东方红》,全市灯火绝后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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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上午,淮海中路26号,陈毅轻轻推开办公室门迎向陆大公,两人相握片刻。陈毅第一句话不是问起义情况,而是问:“上海交通该怎么理顺?”陆提南京东路车辆分流、脚踏车绕行等想法,陈毅连声“好”。这段对话后被秘书记录在案,日后上海第一版《市区交通管理简则》几乎全采纳陆的意见。

此后数月,陆大公参与公安整编、交通管制与租界旧规清理,熟门熟路的警务经验发挥到极致。1992年,他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生前叮嘱子女把他的三枚勋章交给市档案馆保存,其中一枚正是那年递交的警察局大印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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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公这个名字,在浩如烟海的上海解放史料里并不算显眼,却恰似苏州河面一艘小艇,顺流时默默漂泊,逆流时用力划桨。把持方向的并非幸运,而是那天在办公室里说出的八个字——“陈毅大军攻来了”,这一吼,给了上海一线喘息,也让自己走向全新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