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9日傍晚，南京城飘起细雨。中山陵8号宅院里，灯光一盏接一盏亮起，却没有谁敢推门进去请示“老首长”何时进晚餐。军区总医院刚刚发来会诊意见：三级肝昏迷，必须立即住院抢救。文件放在茶几上，医护人员看了一遍又一遍，脚像被钉住，没人敢动。
雨声敲着窗棂，众人心里清楚：许世友极少服药，更别说住院。向来一句“靠锻炼”就把病痛挡回去，谁去触他的霉头？僵局持续到晚上十点，军区司令员向守志风风火火赶来，进门便抬手：“赶快抬上车，送总医院！其他事以后再说！”声音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医护这才行动，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冲出院门。
急救车的颠簸唤不醒他，众人想起半年前的另一幕——3月初，许世友空腹前往上海华东医院例行检查。血清甲胎蛋白高得离谱，医生一看数值超过1000纳克，彼此交换眼神：大概率肝癌。但是下结论要在病历上落字，没人肯动笔。请示军区后，只敢写“肝硬化，癌变倾向”，建议进一步检查。那天回南京的车上，许世友只是拍拍腹部，淡淡一句：“老毛病，没啥。”
5月复查，指标依旧，影像却看不见明显肿块。专家组被这一“影像阴、血项阳”的怪情况折腾得头大，还是不敢明说。报告一路经军区、上报中央，批示很干脆：请即入院治疗。可聂凤智、杜平等几番劝说，都被许世友一句“我不上北京”挡回去。理由简单得惊人：“北京路窄，人多。”听来像玩笑，却没人笑得出来。
倔强并非心血来潮。早在长征途中，他就七次负伤，草药敷一敷就继续行军；新中国成立后，出访阿尔巴尼亚回来做口腔检查，医生拿压舌板，他怒而起身，以为“想动刀子”。从那以后，只要有人提“住院”，他就摆手：“医生不了解我，我自己最清楚。”
9月30日凌晨，呼吸急促、大小便失禁、下肢斑点蔓延——典型肝性脑病末期信号。医生递上病危通知书，护士们却互相使眼色：要送吗？谁担责？这才有了向守志深夜拍板的一幕。
抵达军区总医院已是午夜。氧气、高糖、肝昏迷对症药物同时上阵，凌晨一点，许世友短暂睁眼。医护揣着“挨骂预案”围上去，他扫视四周，沉默片刻，又闭眼。第一次，他没再提“回家”。
10月1日上午，南京人民大会堂国庆联欢，主席台前排预留的椅子空着。没人公开说明原因，市民只觉气氛凝重。病房内，体温计持续39℃以上，肝功能指标一路坠落。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赶来探视，工作人员提高病床并在耳边喊：“副主席来看您了！”许世友费力睁眼，嘴唇颤动，断断续续三字：“我完了。”这句低得几乎听不见的话，比任何病历都直白。
高烧、抽搐、昏迷反复。10月18日，向守志要求医务组“设法让老首长清醒，看看还有何交代”。强心剂推入静脉，许世友再次睁眼，他抓住值班军医袖口：“能否让我土葬，回家陪老娘？”句子不长，却清晰。军医把原话送到北京。邓小平审阅后，只留一句批示：“同意。”
22日下午三时零七分，心电图变成直线。许世友终年八十岁。临终未留豪言，只有口述遗愿档案袋上墨迹犹新：“活着尽忠，死后尽孝。”
10月31日，南京军区礼堂布置素白，上千人列队默立。军号低沉，挽联写着“将星虽殒，气节长存”。告别仪式后，灵车驶向大别山。途中经过长江大桥，车队短暂减速，军号声随风飘散。三小时后抵达河南新县田铺乡许家洼，清晨六点，棺木入土，与母亲合穴。墓丘不高，两行青松护卫。负责警卫的战士说：“将军终于睡着了，山里很静。”
许世友一生，枪林弹雨中打过大仗，也跟同僚红过脸；抗拒医院、拒上北京，把倔脾气带到了最后；却用“土葬”这一朴素请求，为自己划下句号。向守志当夜那句“其他事以后再说”，让抢救有了起点，也让一段传奇得以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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