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澎湃新闻报道称，中国近现代收藏家庞莱臣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突然在今年北京的一场艺术拍卖中亮相，估价达8800万元。此前，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已将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此事引发网友关注和质疑。
12月17日晚，南京博物院就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称2024年11月以来，南京博物院两次收到法院关于庞叔令女士“赠与合同纠纷”的起诉材料，对此，院方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调查核实。
一幅估价高达8800万元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近日在北京拍卖市场赫然亮相，这幅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原本是六十余年前著名收藏家庞莱臣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137件珍贵画作之一。当捐赠者后人将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质疑捐赠品为何流入市场，公众的疑问也随之而起，博物馆的藏品何以成为拍卖标的？这究竟是合法的藏品处置，还是应当被严肃追查的“监守自盗”？
1959年，庞增和先生代表庞氏家族将137幅家藏书画捐赠给南京博物院，这批文物中不乏珍品，成为南博的重要收藏。然而六十余年后，其中五幅画作突然“消失”于馆藏记录，其中一幅更是在拍卖市场以天价出现，捐赠者曾孙女庞叔令女士的诉讼，揭开了这起陈年旧事的序幕。
南京博物院在回应中称，这五幅画作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经两批专家鉴定为“伪作”“假画”，并于上世纪90年代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了处置，然而，这一简略说明留下了诸多未解之谜，处置的具体方式是什么？是销毁、转让还是其他处理？为何处置过程缺乏完整记录？最关键的疑问是，如果当年确实处置了这批“伪作”，为何其中一幅会出现在今天的拍卖市场，并被标以近亿元估价？
南京博物院的声明试图解释画作流转的合理性，但在几个关键环节上难以令人信服。一是鉴定程序是否科学严谨？ 上世纪60年代的两次鉴定，其专家组成、鉴定标准、记录保存是否完整可查？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是否存在将真迹误判为伪作的可能？据澎湃新闻报道，庞氏家族捐赠中的其他作品已成为相关机构的“镇馆之宝”，同一批捐赠中出现多幅“伪作”的可能性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支持。
二是处置过程是否符合规范？ 即使确为伪作，博物馆对藏品的处置也应有严格程序。《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规定处置需经严格审批并记录在案。南京博物院声称“进行了处置”，但具体方式、时间、接收方等关键信息一概缺失。这种模糊表述难以消除公众疑虑。
三是为何出现“真伪逆转”？ 拍卖市场对这幅《江南春》图卷估价8800万元，虽不代表其一定为真迹，但至少表明市场对其有极高认可。如果当年被鉴定为“伪作”的画作，如今被专家和市场普遍认可为真迹或高仿精品，那么当年的鉴定结论就值得重新审视。
四是监管链条是否存在漏洞？ 从博物馆馆藏到拍卖市场，文物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如果是合法处置，应有完整的流转记录；如果是非法流出，则暴露了博物馆内部管理的严重问题。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彻底清查并公之于众。
这起事件不应被视为孤例，近年来，国内多家博物馆曾曝出藏品管理问题，包括登记不完整、保存条件不达标、甚至监守自盗等案件，这反映出我国部分文博机构在管理上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其一，捐赠文物管理机制不完善，许多早年捐赠的文物因历史原因记录不全，鉴定标准不一，为后续管理埋下隐患。博物馆对捐赠品的接收、鉴定、登记、保管缺乏统一规范和透明流程。
其二，藏品处置缺乏透明度，博物馆对“非珍贵文物”或“伪作”的处置往往内部进行，缺少公开监督，容易滋生灰色操作空间。
其三，内部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一些博物馆的藏品管理、鉴定、处置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有效制衡，为违规操作提供了可能。
其四，法律责任界定模糊，当捐赠文物因博物馆管理不当而受损或流失时，捐赠者及其后人维权困难重重，博物馆往往以“年代久远”“记录缺失”等理由推诿。
南京博物院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承载的不仅是珍贵文物，更是公众对文化遗产守护者的信任，面对此次事件，几句简单的情况说明远远不够。公众需要的是完整的真相披露，南京博物院应主动公开五幅争议画作的详细鉴定报告、处置决定文件、流转记录等全部相关资料，接受社会监督。
鉴于事件涉及专业鉴定和博物馆管理，应由文物主管部门牵头，邀请权威专家组成独立调查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以此为契机，全国文博系统应对早年的捐赠品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完善捐赠品管理制度，确保所有馆藏文物来源清晰、去向可查。如果调查发现存在违规违法处置文物的情况，无论涉及何人、时隔多久，都应依法追究责任，维护文物管理法规的严肃性。
捐赠者庞氏家族将家族珍藏捐给国家，体现的是对公共文化机构的无比信任，这份信任不应被辜负，更不能被亵渎。文物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博物馆作为守护者，其首要职责是保护好这份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不是让它在迷雾中“消失”，更不应让它成为个别人牟取私利的工具。
南京博物院需要在法庭上回答庞叔令女士的质问，更需要在公众面前回答全社会的质问，那些捐赠的画作究竟去了哪里？博物院的围墙之内，究竟有没有一道足以守护文化遗产的底线？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一幅古画的命运，更关乎所有公共文化机构的公信力与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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