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盛夏的一天，南宁望仙坡地面被烈日晒得发烫。几架推土机轰隆作响，尘土飞扬。莫文骅站在裸露的红壤上，军装已染上一层灰。他指着远处低矮的白龙塘：“两年后，这里要变成百姓进城第一眼看到的绿地。”陪同干部略显迟疑，却被他一句“南宁不能只顾眼前”堵了回去。
谁能想到，几个月前，他还在战场的硝烟中穿梭。1949年12月4日拂晓，邕江北岸雾气未散，十四兵团炮声滚滚。白崇禧苦心经营多年的内线，被一股掀桌子的劲头彻底击碎。莫文骅当晚抵近北门，腹部隐隐作痛，卫生员判断为阑尾炎，他只是低头拽紧腰带：“等进了城再说。”九十华里的残破公路，车轮陷入弹坑，他咬牙挺了过去。
这一刻距离他上一次离开南宁，正好二十年。二十年前的冬夜，他还是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市区内外枪声杂乱，新桂系正掀起“清党”，大批青年被捆进牢房。莫文骅也在宿舍被捕，关进十五军军部的拘留所。黑米汤、霉咸菜、冰冷石板，难友一个个被拖向后院。他暗暗发誓：要活着出去；出去就要拿起枪。
1929年春，他真的摸到了枪。张云逸率第四大队秘密撤往百色，路过南宁郊外，招兵买马。莫文骅递上自荐信，被破格任为中尉副官。那晚，他背着行囊，走出家门口那棵老榕树，心里清楚：这一次若回头，便再无机会。
随后十年，他的脚印从桂西山沟到陕甘宁高原。百色、宜章、瑞金、延安，每一次转移都削去身上的稚气。抗战爆发后，他在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政治部工作，见过浪潮，也见过牺牲。有人问他为何记仇白崇禧，他只点头：“三千左、右江子弟，一夜之间让他卖给日军炮火，不能算了。”
1949年初夏，渡江战役取胜。刘亚楼奉命组建空军，莫文骅被调往十三兵团出任政委，直指湘桂大门。湘西山脉刚扫清，桂林至南宁的铁路便被切断，白崇禧自诩“小诸葛”，妄图凭山河之险拖垮解放军。毛泽东电示：不打他布置线，直接越过去。莫文骅细读数遍，拍案称绝。于是出现了一条“绕”字诀：大兵团远程穿插，插到敌军背后再回马枪。
12月4日午后，南宁街头局势已定。居民趴在窗洞里看着解放军列队而过，大多面色茫然。莫文骅没来得及进家门，先在省政府旧址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午夜，灯火通明的会议室，他写下第一份布告：稳定粮价、收缴枪支、解散帮会。次日清晨，全城小贩发现铜元依然能换到两碗米粉，慌乱情绪很快平息。
南宁是桂系军阀的大本营，散兵游勇、黑帮骨干足足数万人。1950年初，广西剿匪作战全面展开，莫文骅兼任南宁市警备司令，他给部队下的第一条纪律是“夜间不准随意开枪”，理由简单：子弹花钱，老百姓害怕。到1951年夏，全省共歼匪四十余万，军以上匪首一百七十名，南宁以西的山道终于在夜里听不到枪声。
剿匪同时，市政建设被一刻不耽搁地推开。兵团经费里有一笔几十万的银元，原本留作机动，他却拿去修礼堂、铺马路、建糖厂。有人说这像“拆东墙补西墙”，他反问：“城里没灯，工业怎么进来？”为了省钱，他把兵工厂剩下的钢轨改做排水涵管，技术员惊叹“想得出来”。
最让市民津津乐道的是人民公园。望仙坡原本是荒山，石头裸露，蚊蝇乱飞。不少老南宁觉得建公园是浪费，可莫文骅坚持要种树。他从北方军区调来护林队，沿着山脊种下黄花梨、相思、木棉。第一年树苗被旱死一大片，他干脆把兵团的马车改装成浇水车，夜里轮班拉水。1953年秋，满坡绿意初成，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再没人说它“荒凉”。
政治建制方面，他重用留在广西的地下党干部，也礼遇开明绅士。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家里漏雨，他立即批出新居。对方搬走后不到一个月，旧楼板塌下，老先生逢人便道：“共产党办事快。”莫文骅的目的并不复杂：获取地方人脉，减少摩擦，为后续改革蓄势。
1951年5月，中央决定让他继续留桂。陶铸从中南局开会回来，笑称“看来你要长期当市长咯”。两个月后，军委急电：调东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命令一到，他放下手里那张城市扩建草图，“眼下事情多得很，但命令更大”。交接仪式很简单，一张凳子、一份名单。
临行前夜，他回到亭子村老宅。屋后柴火垛还在，墙体却露砖。母亲早已离世，兄弟姐妹围坐，气氛略带局促。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半袋银元，放在老桌上，只说一句：“先把屋顶补好。”第二天清晨，部队汽笛声响，他没回头。
莫文骅在南宁执政的时间不足两年，却让这座边陲旧军阀重镇拥有了现代城市骨架。望仙坡的树林日渐葱郁，邕江两岸的码头重新热闹，糖厂的蒸汽在傍晚升腾。时至今日，南宁仍把第一任市长的名字刻在公园石碑上。
他曾写过一句并未公开发表的小诗： “二十年奔波，不为封妻荫子，只求故土安宁。”字句质朴，却点出全部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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