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八月，厦门那场婚礼排场大得吓人，不知道的以为是皇亲国戚嫁女儿。
新娘子杨兰穿着私人订制的婚纱，美得让人挪不开眼，旁边的新郎朱浩笑得跟朵花似的。
就在大家推杯换盏的时候，那个胖乎乎、一脸憨笑的“赖老板”来了，随手甩出的红包厚度，直接把在场的人都看傻了。
掌声雷动啊，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杨兰的人生巅峰，可谁也没注意新娘子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绝望。
仅仅几天后，那个证婚人连夜跑路去了加拿大，而这场光鲜亮丽的婚礼，直接成了杨兰人生的断头台。
脱下婚纱的那一刻，等着她的不是洞房花烛夜，而是一副冰凉的银手镯和整整十年的牢狱饭。
要读懂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间往回倒个几年。
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全国上下都在搞经济，空气里全是钱的味道。
在厦门这块地界上，赖昌星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这人小学都没毕业，但这脑子转得比谁都快，靠着走私搞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但他心里门清，这种见不得光的生意要想做得久，必须得有人罩着。
怎么罩？
金钱开道，美色断后。
他在湖里区的华光路盖了一栋七层小红楼，外表看着普普通通，里面简直奢华得没边了。
为了填满这个销金窟，赖昌星这招走得特别阴。
他要的是“高学历、高素质、高颜值”的“三高”人才。
于是，一张张看起来正规得不行的招聘广告，就这么贴进了人才市场。
说白了，这就是给猎物下的套。
杨兰就是这么掉进坑里的。
但在那个著名的“造富”年代，人心都是浮躁的。
一边是普通单位几百块的死工资，另一边是赖氏集团开出的三千元试用期高薪。
这差距，相当于现在月薪五千和月薪五万的区别。
对于当时心高气傲、急着想跨越阶层的年轻人来说，这种诱惑就是致命的毒药，喝下去是甜的，到了肚子里就烂穿肠。
杨兰过五关斩六将，以为自己应聘的是跨国公司的高级公关，结果签下的根本不是劳动合同，是一张卖身契。
培训到了第三个月，伪装彻底撕开了。
什么公关技巧，教的全是怎么讨好男人的手段；什么职场蓝图，其实就是在那方寸之地做皮肉生意。
那一刻，杨兰和那批女孩的世界观崩塌了。
想跑？
门都没有。
在那个法治还在完善的年代，赖昌星在当地几乎就是土皇帝。
恐吓、威胁，再加上把一摞摞现金直接砸在你脸上，这套组合拳下来，没几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能扛得住。
杨兰最后还是屈服了，她安慰自己这就当是赚快钱，攒够了就走人。
那些平时人模狗样的权贵们，在她面前丑态百出。
要是故事到这儿结束，杨兰也就是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可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专门考验人性里最黑的那一块。
当杨兰攒够了资本，想拿着掌握的“红楼秘密”跟赖昌星谈赎身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
赖昌星这种在商海里摸爬滚打的老狐狸，怎么可能被一个小丫头片子威胁？
他给出了一个魔鬼选项：想走可以，之前的钱也都归你，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利用你的名校光环和人脉，再骗五个同样条件的女孩进来填坑。
这就是把人往死里逼。
是继续在泥潭里烂掉，还是为了自己上岸，把无辜的学妹踩进深渊？
令人扼腕的是，杨兰选了后者。
从这一刻起，性质全变了。
她不再是被迫害的弱女子，而是变成了那个罪恶链条上最得力的帮凶。
她回到了母校，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名牌套装，以“成功学姐”的身份出现。
看着那些学妹崇拜的眼神，她心里也许有过一丝波动，但很快就被求生的本能淹没了。
当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那股子狠劲儿往往比始作俑者还要可怕。
她精准地筛选猎物，用同样的话术、同样的诱饵，把一个个怀揣梦想的女孩送进了红楼的虎口。
任务完成后，赖昌星果然守信放人。
杨兰带着巨款和满身的秘密，试图洗白上岸。
她找了个老实人朱浩，谈起了恋爱，甚至在那场盛大的婚礼上，还请来了赖昌星做证婚人，企图用这种方式给过去的黑历史画个句号。
可惜啊，她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的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就在她婚礼刚办完没几天，震惊全国的“420”专案组进驻厦门。
赖昌星早就听到了风声，脚底抹油溜到了加拿大。
而杨兰，这个曾经的受害者、后来的猎头，还没来及享受她的婚后生活，就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被捕的那天，据说她特别平静，连妆都没花。
也许在内心深处，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那个曾经在象牙塔里写诗的女孩，终究是死在了欲望的红楼里。
2000年，杨兰因介绍卖淫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那一年的厦门，海风依旧湿润，只是红楼的人去楼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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