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7日，北京寒意正盛。中央组织部的案头放着厚厚一摞旧卷宗，封皮上标着同一个名字——李之龙。关于他“变节”还是“牺牲”的争论拖了三十多年，这一天，被重新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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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最上面夹着一封发黄信笺，落款时间为1964年10月20日，署名吴玉章。信中只有一句核心判断：“李在被捕后叛变之事，据我所知，不是事实。”短短十七个字，却足够撬动常年沉睡的档案室。

要弄清这封信的分量，线索得拉回到1926年。那年3月18日，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时任海军局代理局长的李之龙接到命令，将中山、宝璧两舰驶往黄埔。翌日，蒋介石突然宣称“共党阴谋”，并借机软禁李之龙。3月20日深夜，欧阳格奉命破门而入，厉声质问：“谁指使你调舰？”李之龙回答：“我服从政府调度，绝无叛乱。”对话只有短短两句，却成为他噩运的起点。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派系角力愈演愈烈。蒋介石利用所谓“中山舰事件”清洗左派力量，李之龙作为中共党员、掌握舰队指挥权，难免首当其冲。被拘数周后，他虽得以释放，却被解除一切职务，只能转向武汉、广州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流言紧随其后。《广州国民日报》上出现了一则《李之龙启事》，文字显示他“退出共产党”。不少同僚认为，这更像是在蒋系高压下的自保声明，真正的心迹只能藏在行动里。事实是，他继续联络海军青年军官，试图策动起义。

1928年2月，李之龙从日本返抵广州码头，刚踏上岸便被捕。审讯记录保存至今，承办官马文车写道：“其陈述甚辩，拒供共产党组织情形。”两天后，李之龙被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枪决，年仅三十一岁。留给妻子潘慧勤的最后一句话是：“把孩子养大，革命必成。”

建国后，家属申请追认烈士。1952年民政部门依据“变节嫌疑”驳回申请，并指出“曾登报悔过”。这一结论沿用多年，直至1960年代初出现松动。老黄埔学员陆续撰写回忆文章，细节与官方说法相互抵牾：既然李之龙“变节”，为何仍被南京当局枪决？疑点随之扩大。

1964年，吴玉章挺身而出，写下那封关键信件。只是受当时形势所限，调查没能继续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成为共识，中央又一次启动复查。此时聂荣臻翻阅自己1960年的旧信，发现与原始材料相悖，遂于1982年致函广东省委：“当年信件作废，未见李之龙变节记录。”

罗明、饶卫华、李奇中等黄埔校友亦提供口述证言，均否认“叛变”之说。更有意思的是，敌方档案反而起到关键作用：马文车昔日的审讯备忘录、国民党军法处呈报蒋介石的密函，均未出现“供出组织”或“脱党后投敌”的字样。

事实链条逐渐闭合。1982年春，中央作出决定：撤销李之龙“变节”结论，认定其因革命活动牺牲，家属待遇按烈属标准执行。湖北、广东两省随即为其立碑并修订地方志，广州杜窑中学更名为“之龙中学”，以昭公允。

此事尘埃落定后，人们不禁关注那封1964年的老信。没有它，复查也许仍会推迟数年；有了它，整个调查得以重启。正是吴玉章的寥寥数语，为后续所有证据提供了突破口，让历史记忆回到正确坐标。

对于李之龙，黄埔同窗给出了极简评语：“迟到的还名，但终究未缺席。”在纷杂史料与个人际遇之间，这样的结局已属幸运——既洗清个人蒙尘，又为黄埔一期那段红色片章恢复了一笔本该存在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