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的一天清晨，西长安街仍带着春寒，怀仁堂里却已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把最新的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放到毛泽东案头，他放下茶杯，顺手翻阅，不久眉头微皱。名字一行行过去，有那么一个人始终没出现。毛泽东抬眼，看向秘书，“怎么没有曾志？”对方一愣，答不上来。毛泽东提笔，在空白处写下“曾志”两字，并说道：“她是闽西一条好汉，不能漏。”
八分钟后，更新过的名单送往大会秘书处。多数代表并不了解这段插曲，却从主席脸上的轻松神情感到事情已妥。表面上只是补写一个名字，背后却牵出三十多年风雨同行的情谊。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共和国的礼堂，一条线将毛泽东与曾志牢牢连在一起。
1928年4月，湘南会合部队途经酃县。一间瓦屋里，蔡协民搀着因怀孕而虚弱的妻子曾志。木门“吱呀”被推开，一个高个子汉子探头进来：“老蔡在吗？”这熟悉的湖南口音让蔡协民笑着迎了上去。曾志抬头，第一次见到传闻已久的“毛润之”，心里半敬畏半好奇。那天谈到深夜，毛泽东打趣两人是“金屋藏娇”，一句笑话让陌生感消失，也让“润之哥”“小妹子”的称呼成了后来常态。
同年5月，“朱毛会师”后部队整编，曾志被调去团党委办公室。临战前夕，毛泽东发现她挺着五个多月的大肚子，立刻命人备马将她送往后方。曾志骑着那匹高头大马，一路颠簸到了茨坪留守处，后来顺利产子。战争紧迫，前线兵力吃紧，她很快又回到医院总支部兼做政治工作。对一个刚生产的女同志来说，这份强度的确残酷，但曾志没有一句抱怨。
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时，前委决定主力下山，沿途发动群众设宣传尖兵。毛泽东给曾志送来一张表格，细到“几座桥、几垄田、田里什么庄稼”。曾志拿着表格琢磨半晌，才发现调查不是喊口号，数据与脚印同样重要。多年以后，她总结井冈经验时总说一句话：“毛主席教我，宣传要长眼睛。”
1929年冬，闽西办公厅一次晚餐，毛泽东让她暂时放慢脚步照顾怀孕的贺子珍。曾志误以为要自己“辞职当保姆”，顶了两句嘴，毛泽东也急：“就是让你照顾！”短短七个字，两人僵住。片刻后毛泽东放低声音解释“多关心就行”，曾志才不好意思地笑。这样的小摩擦屡见不鲜，却反映出一种难得的平等和信任——敢顶嘴，说明在他心里真把她当“家里人”。
1932年初，漳州的苏维埃机关被迫转移，曾志乔装学生踩着运粪车混入城内，找到毛泽东。面对这位不速之客，毛泽东先是惊讶，随后说：“蔡协民也在，去团圆。”他特意把最大的一间屋留给这对夫妻。撤离前夕，蔡协民情绪低落，毛泽东亲自请曾志留下：“他需要你。”临别席上，一罐牛油罐头和一只火鸡摆在桌上，这在缺粮的年代无异奢侈。曾志心里清楚，这是老大哥的体贴，也是一次无声的嘱托。
七年后，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两人重聚。谈起已牺牲的蔡协民，谈起苏联治病的贺子珍，话题沉重却真诚。延安时期，曾志与陶铸共同执行地下任务，两人假扮夫妻终成真伴侣。1941年孩子降生，她在手术台上顺便做了绝育手术，理由只有一句：“前线需要我，不能再拖累。”陶铸在批准纸条上写下“尊重同志意愿”，也算另一种默契。
1945年秋，东北临行前，他们把女儿托付给保育院战士：“若回不来，孩子交给你。”离开延安前，两口子向毛泽东告别，态度坚决，“随时准备牺牲”。毛泽东点头，没有多话。领导者的宽厚与战友间的冷峻，此刻融为一句简单的“保重”。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辗转广州，主抓妇女与组织工作。1954年广州市委把她推为人大代表，名单交到陶铸手里却被划掉，换成另一位干部家属。曾志气得直冲陶铸办公室讨说法。理由听起来“合乎工作需要”，她却不买账，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几天后，代表资格批了下来。有人私下议论她“爱告状”，毛泽东却笑称：“善人受人欺，良马任人骑。”
1959年的那张人大常委名单，本是一次常规审核，之所以被毛泽东盯住，只因为曾志过去不是一次被“落下”。毛泽东了解她的秉性，也明白她干活时从不讨价还价。一个能在枪林弹雨里扛孩子、能为工作割阑尾、能在漳州踩粪车的女干部，理应站到国家最高殿堂。这无关私人情感，而是对“实干”二字的奖章。
大会闭幕后，曾志走出人民大会堂的石阶，夜色中灯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有人悄声问她：“名单里原本真没有你？”曾志只是笑，没解释。事过多年，她提起1959年那件事，说得云淡风轻：“主席知道底细，漏掉了，他就补上，天经地义。”换句话说，真正的革命者不靠铺红毯，而是靠一次次把事情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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