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的一个清晨,京城的风还透着料峭寒意,孔令华却已在会场外来回踱步。再过不到九个月,就是毛主席一百零五周年诞辰纪念日,展览方案、图册出版、嘉宾邀请,全押在他肩上。时间紧、任务重,他偏偏又坚持“不能拿到半点商业气味”,自找了一条艰苦的路。
要理解孔令华那股执拗得近乎倔强的劲头,还得把镜头拉回三十九年前。1959年8月28日,毛主席亲手为女儿李敏与孔令华主持婚礼。那场婚礼在中南海里朴素却隆重,宾客眼中是喜气,毛主席眼里却更多是期许:孩子们要自立。此后,夫妻俩边读书边做研究,1962年李敏产下女儿宁宁后,两人搬出中南海,租房、买米、带娃,一切从头学起。
搬出去的日子不算宽裕。李敏身体虚弱,孔令华那点工资根本撑不住营养开销。毛主席把女儿的零花钱从十五元涨到三十元,也只是权宜之计。更长远的打算,还是让这对年轻人靠自己。孔令华明白老人的良苦用心,工作中从不摆“亲戚牌”,甚至在单位抢着去最偏远的勘测点。
1976年7月唐山地震,本来计划查勘水利工程的孔令华主动率部开赴灾区。余震不停,通信中断,他和战士在废墟里抬担架、搭简易棚,连轴转五十多个小时。获奖名单下来,他却递交报告:“请把名额给前线伤员救治组,他们冲得更快。”那份证明在档案里躺了几十年,连同满身伤痕一道,成为后来人难以忽视的注脚。
毛主席逝世后,孔令华意识到,单靠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得用更系统的方法传承毛泽东思想。1992年,他与几位老同事在深圳注册瑞达科技事业公司,主营科研项目对外合作,抽取部分利润用于红色文化研究。有人替他算账:不如全投电子产品,稳赚。他摇头:“科研能养活文化,这笔账值。”
然而,市场的冷暖并不因为初心而优待。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外部投资纷纷收缩,瑞达公司的现金流急速下滑。一边是科研项目的合同付款周期,一边是筹备毛主席百零五周年纪念的启动资金,孔令华左右为难。几个骨干凑了一桌会,最后得出结论:要么缓办,要么砍掉展览规模。
就在此刻,李德生上将给孔令华打来电话。两人私交并不算深,上将开门见山:“听说你那边卡在两件事?”孔令华沉默几秒,如实回答,“缺口太大,部分工作又无法中止。”李德生只回了短短一句,“明天上午,来八一大楼详谈。”短短一句对话,却让孔令华放下了半颗心。
第二天的座谈会出人意料地高效。李德生协调军队系统史馆借出近千幅珍贵照片,无偿提供布展场地;总政文化部同意从年度宣传经费中拨补出版费用;十几家央企再加几位离休老首长,自愿捐出展览所需剩余款项。筹措工作只用了四十八小时,孔令华回到办公室时,厚厚一摞会签文件摆在桌面,他愣了一会儿,才低声说:“不能让大家失望。”
纪念活动选在同年12月下旬开幕。入口处大幅影像还原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实景,展厅中央则陈列《毛泽东文集》手稿复制件。有人提议加上灯光秀、互动屏,孔令华否决:“读书、看图、思考,足够。”现场观众依旧络绎不绝,大多是老兵、老师、工程师,许多人带着成箱的学生作文簿请他签字。
12月26日上午十时,毛主席诞辰仪式准点开始。李德生、迟浩田、杨白冰等老将军到场,雪白的菊花铺满台阶。李敏悄悄站在人群后排,目光一直追随丈夫的身影。仪式结束,人群渐散,她轻声对孔令华说:“爸若在,应该会满意。”孔令华没回话,只是把手里的资料袋攥得更紧。
活动结束后,瑞达公司账面依然吃紧,但孔令华拒绝提取一分公益资金用于填补日常运营。他加班撰写科研项目说明书,跑深圳、跑珠海,一连串推介会拿下来,总算稳住了技术合同。朋友替他惋惜:“何苦为一次纪念,把企业逼到险境?”孔令华笑着回答:“若连自己的信念都守不住,还谈什么前沿科技。”
次年春天,纪念展资料整理成册,国家图书馆、军事博物馆分别收藏。专家评审时提出意见:图片标注应再精确,引用出处要补全。孔令华二话不说,又带团队补查档案,连夜修改。有人开玩笑:“这股认真劲儿,像极了当年在唐山瓦砾堆里抠伤员的样子。”他耸耸肩,没否认。
历史研究本就不是一次性工程,也从来不靠个人完成。1998年的那场两难与突围,既是孔令华对家国责任的再度答卷,也是当时一批老一辈革命军人、科研人员、企业家共同完成的一次接力。李德生后来回忆:“他遇到的问题不算小,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肯做,路总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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