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提拔名额让给科长女儿，我女儿考公求他指点，他给我看样东西|女儿|小琳|张琳|提拔名额|晓彤|李建国|秀英|科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在咱们这种单位，技术好不好是其次，会不会‘来事儿’才是真本事。

我叫李建国，在规划局画了二十多年图纸，自认业务上没得说，却一辈子让人当老实人使唤。

去年，为了让科长的宝贝女儿上位，我含泪咽下所有不甘，在推荐会上主动“让”出了那个唯一的副科长名额。

我不觉得傻，我把它当成一笔投资，一笔为我女儿晓彤将来铺路的人情投资。

现在，我女儿拼尽全力考进面试，我终于能去兑现这笔“投资”了。

可科长听完我的请求，脸上笑容不变，却转身从他那上了锁的铁皮柜里，拿出一个尘封的档案袋推给我，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

盛夏的夜，像一口密不透风的铁锅，把整个城市焖得汗流浃背。知了在窗外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搅得人心烦意乱。我把客厅的吊扇开到最大档，呼呼的风吹在身上，却半点也吹不散心里的燥热。

我叫李建国，今年四十九，在市规划局干了二十六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熬成了一个鬓角染霜、不上不下的老技术员。我们单位是个清水衙门，不像那些热门单位油水多，但胜在稳定。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唯一的骄傲就是业务扎实，局里那些弯弯绕绕的设计图，到了我手里，总能理得清清楚楚。同事们都叫我“老李”，客气点的叫声“李工”，大家都说我是个老好人，谁有事找到我，只要不违反原则，我基本不会拒绝。

此刻，我的“老好人”标签并不能给我带来丝毫的慰藉。我的目光，穿过客厅，落在女儿晓彤的房门上。门缝里透出明亮的灯光，像一柄利剑，刺得我眼睛发酸。

晓彤，我的独生女儿，去年刚从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毕业。这孩子像我，性格单纯，做事踏实，就是有点内向。毕业后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在一家小公司干了不到半年，就因为受不了那里的勾心斗角和无休止的加班，辞了职。从那以后，她就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考公务员这条路上。

“建国，去看看晓彤，别让她学太晚了，伤眼睛。”妻子王秀英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冰糖雪梨汤，从厨房里走出来，轻轻推了推我。

秀英是退休的小学老师，比我早几年看透了这人情冷暖。她总说我这辈子就是吃了“老好人”的亏，在单位让人拿捏得死死的。我嘴上不承认，心里却虚得很。

我接过那碗汤，小心翼翼地推开女儿的房门。一股混杂着书本油墨味和青春汗水的闷热气息扑面而来。晓彤趴在书桌上，头发被一个鲨鱼夹随意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被汗水浸湿，黏在额头上。她面前的书本堆得像座小山，《行政能力测试》、《申论》、《面试一本通》……每一本都被翻得起了毛边，上面用各种颜色的笔画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记。

她听到动静，抬起头，看到是我，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眼睛。“爸，你怎么还没睡？”

“你妈给你炖的，润润嗓子。”我把碗放在她手边，腾出一小块干净地方。“别学太晚了，身体是本钱。”

晓彤拿起勺子，心不在焉地搅动着碗里的梨块，叹了口气：“爸，我今天做了一套模拟卷，行测才六十分出头，这可怎么办啊？报名的那个岗位，就招一个人，听说有一千多人报呢。”

看着女儿紧锁的眉头和那双因为焦虑而失去光彩的眼睛，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了。一千多人过独木桥，这比我们当年高考还难。晓彤的努力我看在眼里，可光有努力，在这年头，有时候真的不够。

一个念头，像一根扎在我心里很久的刺，又开始隐隐作痛，并且愈发坚定——我必须去求求我们科长，老张，张博文。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丝微弱的希望，可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更强烈的屈辱感。

从女儿房间出来，我悄悄带上门，一屁股陷进客厅的旧沙发里。秀英看我脸色不对，关了电视，坐到我旁边。“又为晓彤的事犯愁了？”

我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我犹豫了半天，才开口：“秀英，我想……我想去找下老张，让他给晓彤指点指点。特别是面试那关，他当了这么多年领导，见过的人多，让他给晓彤把把关，哪怕是提点几句，也比咱们自己瞎琢磨强。”

我的话音刚落，秀英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像点着了的炮仗，当场就炸了。她压低了声音，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李建国你疯了？你还有脸去找他？去年那个副科长的名额，明摆着就是你的，论资历，论业务，谁比得过你？就因为他女儿小张也要争，你倒好，自己主动退出了！你把煮熟的鸭子拱手让人，现在还有脸去求人家？你这不是把脸伸过去让他打吗？”

妻子的声音不大，却充满了失望和鄙夷，这比她大声骂我还让我难受。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被她当众扇了一巴掌。我梗着脖子，也压低声音吼了回去：“那不一样！我那是‘让’！是人情！我把那么大一个机会让给他女儿，他张博文心里能没数吗？现在就是让人情兑现的时候！为了晓彤，我这张老脸算什么！”

“人情？哼！”秀英冷笑一声，那眼神里充满了怜悯，“李建国啊李建国，你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你以为你是高风亮节，在人家眼里，你就是个没用的窝囊废，是个识时务的傻子！”

“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我被她看得心虚，只能用更大声的争吵来掩饰自己的不安，“我这是长线投资！是为了晓彤的未来铺路！”

“铺路？我看你是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我们俩在阳台上激烈地争吵着，又怕被女儿听见，只能把声音压得像两只斗架的乌鸦。最后，秀英看我油盐不进的样子，失望地摇了摇头，转身进了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夏夜的风吹不散我满腔的憋闷。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去年那个决定我命运的下午。

那是一个决定我们技术科副科长人选的内部推荐会。候选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科长张博文的女儿，张琳。张琳那丫头，大学毕业进单位才五年，仗着她爸是科长，平时眼高于顶，业务上更是半桶水晃荡。所有人都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位置都该是我的。我也这么觉得，为了这个副科长，我勤勤恳恳干了二十多年，就盼着退休前能挪一挪，也算对自己这辈子有个交代。

开会前，我去洗手间，正好在走廊碰到了张博文。他正背着手踱步，看到我，脸上立刻堆起了熟悉的、菊花般的笑容。他走过来，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凑到我耳边，用一种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意味深长地说：“老李啊，咱们是多年的老伙计了，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年轻人嘛，需要机会，需要平台去冲一冲。你呢，也快到站了，图个安稳比什么都强，对不对？”

他顿了顿，眼睛瞥了一眼我办公室的方向，声音更低了：“再说了，晓彤这孩子，聪明伶俐，将来考学、工作，总有需要我们这些叔叔伯伯多费心的地方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这番话，像一把淬了蜜的软刀子，不偏不倚，正正地戳进了我的心窝。

前半句是劝退，后半句就是赤裸裸的暗示，甚至是威胁。他拿我的女儿晓彤当筹码，堵住了我所有想说的话。我当时感觉一股血冲上头顶，手脚冰凉。我看着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只觉得无比陌生和寒冷。

接下来的推荐会上，领导讲完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办公室里一片死寂，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我能感觉到十几双眼睛在我身上来回扫视，有同情的，有看热闹的，也有幸灾乐祸的。

我的嘴唇哆嗦着，心里天人交战。是拍案而起，把张博文那番话公之于众，跟他撕破脸皮？还是……

我脑海里浮现出女儿晓彤那张单纯的脸。我不敢赌。我输得起，可我怕耽误了女儿。

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中，我慢慢地站了起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我……我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了。我觉得……小张同志比我更有冲劲，更有想法，我……我愿意支持年轻人，我推荐小张同志。”

说完这几句话，我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颓然坐下。我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只是死死地盯着自己面前的茶杯。我看到张博文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几乎无法察觉的弧度。

从那天起，我就开始给自己洗脑。我告诉自己，这不是屈服，这是牺牲。我不是斗不过他，我是为了女儿的前途，主动做出的让步。我用“高尚”和“父爱”给自己披上了一件悲壮的外衣，用这种自我感动，来抵御内心深处的屈辱和不甘。我坚信，我存了一笔巨大的人情债在张博文那里，总有一天，他会连本带利地还给我。

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

回忆结束，我掐灭了烟头，胸中的憋闷似乎也随着烟雾吐了出去。我拿起手机，翻出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号码，深吸一口气，拨了过去。

“嘟……嘟……”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了起来。

“喂？哪位？”

“老张，是我，建国。”

电话那头，张博文的声音立刻变得无比热情，甚至有些夸张：“哎呀！老李啊！稀客稀客！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有事？”

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一点：“也没啥大事，就是……我女儿晓彤，今年不是在考省里的公务员嘛，笔试成绩还行，估计能进面试。这孩子没经过事，我怕她紧张，就想……想请你这个老领导，有空的话，给她指点指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随即爆发出更热烈的声音：“哦！晓彤考公啊！好事！这是天大的好事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孩子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样，你明天上午十点，直接来我办公室，咱们坐下来，好好聊聊！一定好好聊聊！”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看，他不是不认账。他这热情劲儿，不就是心里有愧，急着要还我人情吗？

可不知怎的，他那份过度热情的语气，反倒像一根羽毛，在我心里最不安的地方，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搔着，让我一阵阵地发毛。

第二天去单位，我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

自从张琳当上了副科长，我就成了科里最尴尬的存在。张琳这丫头，现在见了我不叫“李工”，改叫“李叔叔”了。每次她拿着一份文件，用那种客气又疏离的语气对我说：“李叔叔，这个方案您经验足，您给把把关？”的时候，我都感觉像是在被人用软刀子割肉。

那声“叔叔”不是尊敬，是提醒，提醒我她爸是谁，提醒我去年我是怎么“高风亮节”地把她扶上位的。

我成了她的“御用技术顾问”。凡是她拿不准、搞不定的技术难题，最后都会转到我的办公桌上。我默默地接过来，加班加点地修改、完善，然后第二天把一份完美的方案放在她桌上。她会笑着说：“谢谢李叔叔，您真是我们科的定海神针。”然后拿着我的成果，去向局领导汇报。

同事们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一些老伙计会同情地拍拍我的肩膀，约我下班喝两杯，酒过三巡，就叹着气说我“老李啊，你就是太实在了”。

而那些年轻的，则渐渐疏远了我。他们围在张琳身边，一口一个“张科”，鞍前马后，好不热闹。在他们眼里，我这个快退休、没前途、还得罪了科长老张的“老古董”，已经不值得结交了。

我成了一座孤岛。

每天坐在靠窗的那个旧位置上，看着窗外人来人往，我心里不是没有过怨恨。可每当怨气升腾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打开心里那个看不见的“功劳簿”。

这本功劳簿，是我自己给自己建的。

张琳又把一个烂摊子甩给我，我在功劳簿上记下一笔：“忍辱负重一次”。

同事在背后议论我傻，我假装没听见，在功劳簿上记下一笔：“唾面自干一次”。

开会时，张博文当着全科的人表扬张琳“年轻有为，进步神速”，我带头鼓掌，在功劳簿上记下一笔：“顾全大局一次”。

这一年里，我的功劳簿记得满满当当。我时常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一遍遍地翻看这本只有我自己知道的账本。我坚信，我受的每一份委屈，忍的每一口气，都是在为我存在张博文那里的“人情账户”充值。这笔人情债，就像一坛老酒，越酿越醇，等到开封的那一天，一定会香飘四溢。

而那个开封的日子，就是晓彤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功劳簿”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支撑着我度过这三百多个憋屈又难熬的日子。

可这根支柱，在家里却时常被秀英无情地动摇。

我们之间的争吵，在这一年里，比过去十年加起来都多。导火索往往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修了两次还不好，我想着再凑合用用，秀英就火了：“凑合！凑合！李建国，你这辈子就是个凑合！你要是当了那个副科长，每个月多拿一千多块钱，我们至于连个新热水器都舍不得换吗？”

我涨红了脸反驳：“你懂什么！目光短浅！钱是小事，我换来的是老张的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别说一个热水器，十个都换得来！我这是长线投资！”

“投资？我呸！我看你是被人骗进了传销组织，还天天做着发大财的白日梦！”

亲戚家的孩子结婚，我们去喝喜酒，看到人家风风光光，回来后秀英又唉声叹气：“老李，你说我们晓彤将来结婚，你能给她什么？你这个当爹的，在单位里连个屁都算不上，谁能高看我们一眼？”

“谁说我算不上屁！老张欠我的，你等着瞧，将来晓彤的事，他能不尽心出力？”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每一次争吵，都以我的“你等着瞧”和秀英的冷笑收场。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我和秀英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少。有时候，我们俩能一整个晚上不说一句话，各自看着电视，心里却都堵着一团棉花。

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黎明前的黑暗”。我告诉自己，再忍一忍，等晓彤的事情办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到时候，秀英就会明白，我的“牺牲”是多么的有远见，我的“投资”是多么的正确。

我沉浸在这种自我构建的悲壮幻想里，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毫无准备。

上午九点五十，我整理了一下有点褶皱的衬衫领子，站起身，走向走廊尽头那间，我曾经触手可及，如今却感觉遥远如星辰的办公室。

在去敲响张博文办公室的门之前，我的脑海里，全是女儿晓彤的影子。

这孩子，自从决定考公以来，就像变了个人。以前那个爱笑爱闹，周末喜欢拉着我们去逛公园的姑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眼神专注，仿佛要跟全世界搏命的战士。

我们家的生物钟，完全跟着她走。

每天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我准能听到她房间里传来压得低低的背书声。“坚持人民至上，必须体现……必须依靠……必须成果由人民共享……”那些枯燥的政治术语，被她翻来覆去地念叨，像是和尚念经。

我跟秀英蹑手蹑脚地起床，做早饭都不敢弄出太大动静，生怕打扰了她。

白天她在房间里做题，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不出来。我好几次借着送水果的名义进去看她，看到的都是她紧锁的眉头和奋笔疾书的背影。那背影像一张拉满了的弓，绷得紧紧的，让我心疼。

晚上，她房间的台灯总是家里熄得最晚的。有时候我半夜起夜，看到她房门下的灯光还亮着，就知道这孩子又在跟自己较劲了。

秀英心疼女儿，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今天炖个鸡汤，明天煲个鱼汤，可晓彤的饭量却越来越小，人也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

我能为她做的，就是笨拙的陪伴。她复习的时候，我把电视调成静音，戴着耳机看新闻。看到网上有什么考公的资料、名师的讲座，就赶紧收藏了发给她。

她偶尔情绪低落，抱怨题目太难，我就会笨拙地安慰她：“没关系，尽力就行，考不上爸也养你。”

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比她更紧张，更渴望她能考上。这不仅仅是为了她个人的前途，更承载了我这个父亲全部的期望和……私心。我需要她的成功，来证明我一年前那个“牺牲”的价值。

上个月，晓彤报名参加了一个全省范围的大型模拟考试。那几天她特别紧张，考完回来，整个人都蔫了。等成绩出来那天，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都没出来。

我跟秀英在外面急得团团转。最后，我忍不住敲了敲门。

“晓彤，开门，是爸爸。”

里面没有回应。我再敲，还是没声音。我心里一慌，跟秀英对视一眼，直接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一开门，就看到晓彤趴在桌子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压抑的哭声从臂弯里传出来。电脑屏幕上，是她这次模拟考的成绩，排名在两千名开外，而她报考的岗位，只招一个人。

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她猛地抬起头，满脸都是泪水，一把抱住了我，放声大哭起来。

“爸！我是不是很笨啊？我天天学，天天学，为什么还是考不过别人？一千多个人啊，就招一个，这跟在独木桥上走有什么区别？我感觉自己随时都会掉下去，掉进万丈深渊！我好怕啊，爸！”

女儿的哭声，像一把把小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我抱着她不住颤抖的身体，感觉自己的心都被揪成了一团。我这个当爹的，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独木-桥上挣扎，却一点忙都帮不上，那种无力感，几乎要把我吞噬。

就是在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我必须去动用我那笔存了一年的“人情”了。我不能让女儿的努力白费，不能让她就这么掉下去。

我要去找张博文，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这走在独木桥上、随时可能坠落的女儿。

有了这个悲壮的理由，我感觉自己腰杆都直了三分。我不是去求人，我是去兑现一个父亲的承诺。

想到这里，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起了那只在半空中悬了许久的手。

去见张博文的前一晚，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反复演练着第二天的场景和说辞。

是应该开门见山，直接提去年的事，提醒他欠我的人情？不行，太刻意了，显得我小家子气，好像我这一年都在惦记着这事儿一样。

那……是应该先旁敲侧击，聊聊家常，等气氛融洽了，再顺水推舟地把晓彤的事提出来？嗯，这个好像稳妥点。可万一他揣着明白装糊涂，跟我打太极，那我该怎么办？是该把话挑明，还是就此作罢？

我甚至把对话都演练了好几遍。

我说：“老张啊，你看，去年那个事，我二话没说就让了。现在晓彤就这么点事，你可得帮帮我。”

他会怎么说？他会一脸感激地说：“老李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还是会面露难色地说：“老李啊，现在管得严，不好办啊……”

我越想越烦躁，索性爬起来，走到客厅。我拉开储物柜，翻箱倒柜地找出一罐我藏了很久的好茶叶。那是我一个远房亲戚送的，说是正宗的西湖龙井，我一直没舍得喝。我把它拿在手里掂了掂，又觉得不妥。送礼？这不就坐实了我是去“求”他，而不是去“拿”回我该得的吗？我把那盒茶叶，又放了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在衣柜前站了足足十分钟。穿哪件衣服也让我纠结了半天。穿那件深蓝色的夹克？太正式了，显得谄媚。穿平时的旧衬衫？又太随意了，不够尊重。最后，我选了一件半新不旧的浅灰色衬衫，熨得平平整整，希望自己看起来既不卑不亢，又足够体面。

临出门前，秀英从卧室里出来了。她看起来也一夜没睡好，眼圈有点发黑。她没像往常一样数落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穿鞋。

就在我手放到门把上的时候，她突然叫住了我。

“李建国。”

我回过头。她走到我面前，眼神很复杂，有担忧，有不屑，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信封不厚，但我能感觉到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

“拿着。”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别空手去。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不管成不成，别让人看扁了我们家。”

我捏着那个信封，感觉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心发痛。这两千块钱，是她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现在却要我拿着它，去为一个我自认为的“人情”买单。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讽刺。

我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一股混杂着羞耻和固执的怒火冲了上来。我把信封狠狠地推了回去，塞到她手里。

“我说了，我不是去求！我是去拿回我该得的！”

我几乎是吼出了这句话，然后猛地拉开门，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把秀英错愕的表情和那句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都关在了门后。

一路走到单位，我的心跳得飞快。走进办公楼，和几个同事打了招呼，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异样，仿佛猜到了我要去做什么。我顾不上这些，径直走向走廊尽头。

那扇厚重的、深褐色的木门就在眼前。门上挂着一块崭新的黄铜牌子，上面刻着三个字——“科长室”。

一年前，这块牌子差点就刻上了我的名字。

我站在门前，门里安安静静的，听不到任何声音。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撞击着我的胸腔。

我仿佛能看到门后的场景：张博文坐在他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悠闲地喝着茶，等着我的到来，就像一个猎人，等着猎物自己走进陷阱。

不，不会的。我甩了甩头，把这个荒唐的想法赶出脑海。他欠我的，他必须还。

我抬起手，那只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的手，悬在了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

这一刻，这扇门后，仿佛就是我女儿晓彤的未来，也是对我过去一年所有忍耐和幻想的最终审判。我的自尊，我的牺牲，我的“长线投资”，是价值连城，还是一文不值，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指关节终于叩响了那扇决定命运的门。

“咚，咚，咚。”

“请进！”

里面传来张博文洪亮而热络的声音。

我推开门，一股混着空调冷气和高级茶叶清香的味道扑面而来。他的办公室比我那鸽子笼似的格子间大了三倍不止，一整面墙都是落地窗，阳光洒进来，照得红木办公桌和后面的真皮老板椅油光发亮。墙上挂着一幅“宁静致远”的书法，笔法苍劲，看起来价格不菲。

张博文正坐在桌后，看到我，立刻满脸堆笑地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热情地迎向我。

“哎呀，老李，你可算来了！快坐，快坐！”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按在他对面的客座沙发上。那沙发软得让我整个人都陷了进去，有种站不起来的无力感。

“喝茶，老李，尝尝我这新到的雨前龙井。”他手脚麻利地从一个精致的茶叶罐里捻出茶叶，用一套看起来很讲究的紫砂茶具，行云流水地洗茶、冲泡，然后将一杯热气腾腾、清香四溢的茶水推到我面前。

“老张，你太客气了……”我局促不安地说。

“欸，这叫什么话！咱俩谁跟谁啊！”他大马金刀地在我对面坐下，端起茶杯，自己先抿了一口，一脸享受的表情。

“最近怎么样啊老李？我看你气色不错嘛。咱们科最近接了几个大项目，多亏有你这个定海神针坐镇，小琳那丫头才能放开手脚干，她可没少在我面前夸你。”

他聊着单位的趣闻，说着不痛不痒的场面话，脸上那菊花般的笑容从我进门就没消失过，但绝口不提我女儿考公的事。

他越是这样热情，我心里就越是发毛。这感觉，不像故友重逢，倒像是一场精心布置的鸿门宴，而我就是那个揣着明白装糊涂，一步步走向项庄舞剑的刘邦。

我端着茶杯，茶水很烫，可我的手心却在冒冷汗。我如坐针毡，几次想把话头引到正题上，都被他轻描淡写地岔开了。

“对了老李，下个月局里要组织去黄山疗养，你可得报名啊，辛苦大半辈子了，也该出去走走……”

“老张，那个……”

“哦对了，你看看我这记性，昨天下午开会的事忘了跟你说了，市里那个‘智慧城市’的初步规划，领导点名要咱们科牵头，这可是块硬骨头，到时候还得你多费心啊……”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他这是在跟我打太极，用一堆工作上的“重用”来堵我的嘴。

不行，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我放下茶杯，趁着他拿起暖水瓶准备给我添水的间隙，终于鼓足了勇气，把话挑明了。

“老张，”我打断了他，“今天来，其实……主要还是为了我女儿晓彤的事。”

他的动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我，脸上的笑容依旧，但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赶紧接着说，语气放得极低，近乎谦卑：“她今年考省公，笔试成绩马马虎虎，估计能进面试。但这孩子，你也知道，从小内向，没见过什么大场面，我怕她到时候一紧张，话都说不出来。所以就想着，你当了这么多年领导，是过来人，经验丰富，能不能……能不能抽空给她指点一下迷津？特别是面试环节，需要注意些什么，该怎么回答问题……我们两眼一抹黑，就怕耽误了孩子。哪怕您就跟她聊十分钟，提点几句，也比我们自己瞎琢磨强一百倍。”

我说完，紧张地看着他，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空调出风口轻微的嗡嗡声。

张博文听完我的话，放下了手里的暖水瓶。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敛去了，但也不是生气，而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平静。他靠在沙发背上，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那半分钟，对我来说像半个世纪那么漫长，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他会怎么说？是爽快地答应，还是找个理由推脱？

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他终于动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慢悠悠地站了起来，踱步到他身后那个一人多高的深灰色铁皮文件柜前。那柜子看起来很旧了，上面还挂着一把黄铜锁。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叮当作响，选了一把，插进锁孔，“咔哒”一声，打开了柜门。

他弯下腰，在一堆贴着标签的档案袋里翻找着。我看到有“项目档案”、“会议纪要”、“年度总结”等等。最后，他从最底层，抽出一个已经有些泛黄、边角都起了毛的牛皮纸档案袋。

他拿着那个档案袋，关上柜门，重新走回到我的面前，坐了下来。

他没有马上把档案袋给我，而是将它放在我们之间的茶几上，用修长的手指，在档案袋上轻轻地、有节奏地敲击着。那“笃、笃、笃”的声音，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他抬起眼，目光像两把手术刀，直直地刺向我，一字一句地问：

“老李，你一直觉得，去年那个副科长的名额，是你主动‘让’给小琳的，对吗？”

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你觉得，我老张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所以今天我必须得帮你这个忙，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