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沪西。
两名汪伪特务押着一名女子。
枪口抵住她额头，其中一人叹气：“这么漂亮的女人，就这么死了，可惜。”
女子紧绷的神色松了些，轻声向特务提了个请求。
这名女子是郑苹如，中日混血的中统特工。
她为何成了阶下囚？请求能否被答应？
背后是一段悲壮的抗日故事。
答案在她的家庭里。
父亲郑钺，浙江兰溪人，清末官费留日，同盟会成员。
回国后任多地法院要职，政法界声望高。
母亲木村花子，日本没落贵族出身，婚后改名郑华君，被家族除名。
她同情中国革命，坚决支持抗日。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郑苹如从小精通中日双语，受过良好教育。
爱国的种子，早早埋在她心里。
18岁时，郑苹如登上《良友》画报封面，成了上海名媛。
她还在读上海法政大学，成绩优异。
当时她已有未婚夫王汉勋，本该有安稳幸福的人生。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
一切都变了。
未婚夫王汉勋加入空军，奔赴前线。
郑苹如则主动要求加入中统。
外界说她父母极力反对，其实不是。
这是中统负责人陈果夫和郑钺商量好的。
陈果夫看中郑苹如的混血身份、流利日语和出众容貌，觉得她适合打入日伪内部。
郑钺心疼女儿，但也明确说：“抗日锄奸，对国家民族有利，非做不可。”
19岁的郑苹如，告别优渥生活，成了潜伏特工。
她的任务是搜集情报，伺机锄奸。
靠自身优势，郑苹如很快融入日伪高层交际圈。
她交了近百位日本“朋友”，包括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亲属。
她还做了日军特务机关长的私人秘书，能自由进出日军驻沪军事部门。
她两次拿到汪精卫准备叛国的核心情报，加急上报重庆。
但这些情报起初没被重视。
直到汪精卫公开投敌，她的情报才被认可。
真正让她陷入危险的，是刺杀汪伪76号特务头目丁默邨的任务。
丁默邨原是国民党官员，后来投靠日本。
他和李士群合组76号特工总部，血腥镇压抗日人士。
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国人叫“丁屠夫”。
丁默邨相貌普通，还患肺病，却极度好色。
中统上海区区长陈宝骅据此制定“美色诱敌”计划，把任务交给了郑苹如。
郑苹如曾在民光中学读书，丁默邨当过这所学校的校董、校长。
她借着这层师生关系接近丁默邨。
两人频繁约会，常一起跳舞、喝咖啡。
丁默邨迷恋郑苹如，却始终高度警惕。
每次见面都指定地点，带很多安保人员，还常临时改行程。
1939年12月，郑苹如找到机会。
她以买皮大衣为借口，把丁默邨诱到静安寺路的西伯利亚皮货店。
中统锄奸小组早已在这儿埋伏。
丁默邨刚进店就察觉不对。
他看见门口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大汉，腋下夹着大纸包，明显藏着武器。
又从穿衣镜里看到，对面人行道上还有两人盯着店铺。
丁默邨立刻掏出一叠钞票放柜台上，对郑苹如喊：“你自己慢慢选，我先走一步。”
说完快步冲出商店，跳上防弹车逃走。
锄奸队员反应过来时，子弹只打在车身上。
第一次刺杀失败。
郑苹如不甘心，圣诞夜再次尝试。
她撒娇缠着丁默邨，要去另一家皮草店。
这次丁默邨坚决不下车，发现店内有可疑人员后，直接下令开车。
他把郑苹如丢在原地。
两次刺杀失败，丁默邨开始怀疑郑苹如。
更关键的是，他的对手李士群早已监听两人电话，想借这事扳倒他。
李士群提前设了埋伏。
不久，丁默邨假意约郑苹如吃饭。
郑苹如知道可能有危险，却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刺杀希望去了。
刚到丁家，就被李士群的心腹抓住。
随后她被押往76号魔窟。
关押期间，李士群多次刑讯逼供。
郑苹如始终说自己是因情所困才买凶杀人，不承认特工身份。
她的口供幽怨，神态痴情，让案件看起来像男女争风吃醋。
敌人没问到任何有用的，还是决定把她秘密处决。
回到刑场，听着特务的感叹，郑苹如轻声说：“我没什么遗言，只求你们高抬贵手，杀我时别破坏我的容貌。”
这个请求符合她名媛的身份，更藏着对尊严的坚守。
两名特务本就同情她，且请求不违反处决命令，便点头答应。
他们把枪口从她额头移到胸前。
三声枪响。
22岁的郑苹如倒在血泊中，用生命践行了爱国誓言。
郑苹如牺牲后，遗体被特务随意丢弃。
家人讨要时，还被勒索300块大洋。
父亲郑钺悲伤过度，不到两年就病逝。
未婚夫王汉勋得知消息，悲痛欲绝，病了一个星期，梦里都在叫她的名字。
后来王汉勋在空战中撞向敌机，壮烈牺牲，用生命为她报仇。
她的大哥郑海澄，也在重庆保卫战中牺牲。
郑苹如的牺牲有意义。
她的事迹被载入史册。
作家郑振铎评价她：“为了祖国而壮烈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1947年，丁默邨被执行枪决。
郑苹如的英灵终于得以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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