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冬，北京西郊机场冷风刺骨，宋任穷从伊尔-14客机走下舷梯，他还不知道，两年后一次看似随意的请调，会把自己推向共和国最隐秘、也最尖端的工程。
进入1956年春，国家建设全面铺开，地质找矿战线人手奇缺。一次国务院例行碰头会后，周恩来与几位负责人随口说起：“得从军队抽个中央委员去地质口。”话音未落散会铃响，众人各自离席。
那天夜里，宋任穷在干部部的宿舍翻看人员花名册，越看越觉得军中可派之人难以即刻顶上，反倒是自己脱岗影响最小——副部长胡耀邦已能独挡一面。两天后，他在中南海西花厅等候文件时碰到总理，压低嗓门开口：“干脆把我调出来吧。”
周恩来把钢笔一合，半开玩笑地抬眉：“你真舍得扔下总干部部？没人接可不行。”宋任穷点头：“部长空缺不会耽误，部里有预案。”一句话让总理眼睛一亮，当场允诺请示毛泽东。
事情却急转直下。又过数日，周恩来把宋任穷叫到办公室，只说一句：“主席有新考虑。”桌面是一份刚刚定稿的《成立原子能委员会意见稿》。看得出，总理既欣慰又郑重。宋任穷心里一惊，明白自己的“要官”动机被更高的布局重新安排。
时间回拨到1930年代。在湘赣边秋收起义期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年轻的宋任穷，就注意到此人“稳得住、拿得起”，此后每逢棘手岗位总把他推上前线。长征会师后、抗战爆发前、建国初授衔，宋任穷三次被毛泽东点名调动，条条都是关键岗位。于是，当党中央决定推进核工业时，毛泽东再次把名单翻到“宋任穷”三个字。
1956年7月，《关于原子能建设的报告》提交政治局。11月，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职责是核燃料勘探、反应堆建设、武器设计。部长——宋任穷。副职名单里，钱三强赫然在列。
白手起家，没有图纸，没有设备，更缺复合型人才。宋任穷第一道命令不是“造弹”，而是“找矿”。他领着冶金学校毕业的青年，沿秦岭、贺兰山、祁连山拉网式勘探，沙尘滚滚。当年12月，他给中科院张劲夫拨了个电话，开门见山：“要想快点出成果，科研力量必须集中到二机部。”张劲夫连连应诺，两人当晚在院内宿舍谈到深夜。
1957年9月，聂荣臻、陈赓、宋任穷赴莫斯科谈判。临行前，毛泽东简短叮嘱：“技术能拿就拿，但别把希望全押在别人身上。”谈判签下《国防新技术协定》，苏方答应提供“一堆一器”。然而协议墨迹未干，两年后苏联单方面中断援助。
1960年夏，苏联专家撤走。部分关键图纸被带回，留给中国的是半拉子工程。宋任穷在研究所会议室冷静布置两条：一，硬件已到港口的必须抢卸完毕；二，所有学过的技术立即整理成册。短短十天，浓缩铀主厂房主体封顶，逼得苏联不得不交付最后一批设备。
同年冬，他主持制定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储备”写进红头文件。会上有人担心指标过高，宋任穷抬手示意安静：“别人断我们援助，是考验不是绝路，再慢也得干。”一句话定调。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蘑菇云升起。电报通过保密线路送到东北局。宋任穷正在沈阳听取工业布点汇报，值班员推门递来加急密电。老将军摘下眼镜，反复核对试验数据，只说了一声：“成了！”随后转身继续讨论下一个议题。
十多年后，1977年，宋任穷奉调出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接手的是航天口。那时“东风-5号”已拖期数年，液体火箭总装车间草木皆兵。宋任穷走访研究所、厂房、试验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目标写在墙上，但结果要落在发射架上。”
1978年秋，三线科研单位一封封加急报告聚到七机部。宋任穷把文件摞成几尺高，每晚挑灯批阅，对重点型号逐项排期。18个月后，“东风-5号”洲际导弹划破太平洋上空，接着“巨浪-1号”水下飞行成功，中国航天进入新阶段。
调离七机部之际，他只留下一个要求：重要试验进度，务必当日报告。后来，1984年同步通信卫星成功入轨，当年参与会战的技术员回想起老部长的交代，只说了一句：“硬骨头，总得有人啃。”
宋任穷的“要官”故事，看似小插曲，实则映出新中国干部流动的独特逻辑：个人去留从不由个人决定，国家需要在哪，干部就出现在哪。周恩来那一次礼貌的拒绝，把宋任穷推向了原子时代的风口，也让中国在最短时间补齐了工业版图上最危险、也最重要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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