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那年,我从省城的中学退休,拿着退休金回了老家县城。本以为可以清静几年,种种花,遛遛弯,把前半辈子欠自己的日子慢慢还回来。
我在县城买了套二手房,不大,两室一厅,够住。装修简单,白墙木地板,阳台上摆几盆绿植。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大妈讨价还价,倒也自在。
回来第三个月,表妹夫找上门了。
他叫建国,四十出头,在镇上开了个小厂,做塑料制品的。我对他印象不深,只记得表妹嫁给他的时候,家里人都说这人肯吃苦,踏实。
那天他提着两盒茶叶来,坐在我客厅的沙发上,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我看着烟灰缸里堆起来的烟蒂,心里有点不耐烦。
"姐,我想跟你借点钱。"他终于开口了。
我没说话,等他继续。
"厂里接了个大单子,需要先垫付原材料的钱,银行那边贷款还没批下来。"他说得很诚恳,"就借三个月,利息我按银行的给你。"
我当时想的是,表妹对我一直不错。小时候我去她家,她总把好吃的留给我。后来我考上师范,她还偷偷塞给我二十块钱。
"借多少?"我问。
"三十万。"
我愣了一下。退休金加上这些年的积蓄,我手里确实有这个数。但三十万不是小数目。
"我考虑考虑。"我说。
他走后,表妹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哭,说这单子做成了,厂子就能上个台阶,孩子上大学的钱也有着落了。我听着她的哭声,想起她当年塞给我那二十块钱时的样子。
我把钱借给了建国。他写了张借条,拍着胸脯说三个月后连本带利还我。
前两个月还算平静。建国偶尔发个微信给我,说单子进展顺利。我也没多想,继续过我的日子。
第三个月到期的前一周,建国没了消息。我打电话过去,他不接。发微信,也不回。
我去找表妹。她家在镇上,一栋三层的自建房。我到的时候,门锁着,敲了半天才有人开。
开门的是表妹,她瘦了一圈,眼睛红肿。看到我,她直接跪下了。
"姐,对不起,我们真的没办法了。"
我把她扶起来,心里一阵发凉。
建国的厂子出事了。那个大单子是假的,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拿了货就跑了。建国不光赔进去我的三十万,还欠了银行和其他人的钱,加起来一百多万。
"他现在躲起来了,不敢见人。"表妹说着又哭起来,"我把房子卖了也还不上。"
我坐在她家破旧的沙发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三十万,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我没结婚,没孩子,这些钱就是我的养老钱。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像个要账的泼妇,到处打听建国的下落。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有人说他在工地上干活。我托人找律师,律师看了借条,说可以起诉,但就算赢了,执行起来也很难。
"他现在是老赖,没什么可执行的财产。"律师说得很直白。
我最后还是起诉了。开庭那天,建国没来,表妹来了,她带着他们的儿子,一个正在读高中的男孩。男孩低着头,不敢看我。
法院判我赢了,但就像律师说的,执行不了。建国的厂子已经关了,房子被银行拍卖抵债,他本人下落不明。
回到家,我坐在阳台上,看着那几盆绿植。它们长得很好,绿油油的,和我的心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年轻时在学校教书的日子,想起那些学生,想起自己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我以为退休后可以松口气,却没想到栽在了人情上。
后来我听说,建国在外地的工地上出了事,摔断了腿,再也干不了重活。表妹带着儿子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勉强维持生计。
我没再去找他们。不是原谅,是累了,也看透了。
现在我还住在那套二手房里,退休金勉强够用。阳台上的绿植还在,我每天给它们浇水,和它们说话。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时没借那笔钱,现在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
但人生没有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师,经历了一场普通的骗局,损失了一笔对我来说不普通的钱。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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