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就业市场上的两个现象越来越扎眼：一边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挤破头找工作，却发现很多入门岗位被AI抢了。
另一边是年过四十的大龄打工人，明明还想干活，却因为跟不上技术节奏、遭遇年龄歧视，慢慢被市场边缘化，这种年轻人难入职、中年人被挤出的困境，让不少家庭都犯了愁。
其实不只是个人和家庭焦虑，就业问题早已是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在近期的财经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就把这个问题说透了。
他认为，当下就业、收入和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是绑在一起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不是靠零散的政策，而是靠建立一套稳得住、靠得住的制度。
今天咱们就顺着这个思路，聊聊AI时代下的就业难题，以及到底该怎么破局。
现在找工作，最尴尬的莫过于两头难，很多人以为就业难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其实年过四十的大龄劳动者，处境可能更难。
这两类人的困境，看似不同，根源都和技术变革尤其是AI的普及脱不了关系。
但现在不一样了，AI的出现直接端了不少这类岗位的饭碗，就像蔡昉教授说的，像ChatGPT这样的工具。
已经能帮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整理卷宗、查案例，那些原本留给新人练手的岗位，现在机器就能干，而且又快又省成本。
年轻人要么得靠更高的学历内卷，要么就得被迫转行，就业难度自然大幅上升。
其实不只是国内，国外也是如此，美国不少年轻人为了避免被AI替代，甚至放弃了上大学，转而学电工、水管工这些需要动手能力、机器难替代的技术活。
再看大龄劳动者的困境，他们面临的不是找不到入门岗，而是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很多四十岁以上的打工人，年轻时靠手艺或经验站稳了脚跟，但随着数字化、AI的普及，慢慢跟不上节奏了。
他们不仅要面对不会用智能工具的数字鸿沟，还要应对看不懂新技术的技能鸿沟，现在又多了一道跟不上AI节奏的智能鸿沟。
这三道鸿沟叠在一起，让他们在就业市场上越来越被动，更让人无奈的是，大龄劳动者的困境往往被隐藏了。
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会被统计到失业率里，但大龄人找不到工作，很多时候就直接躺平退出劳动力市场了，连失业率都不算。
就像蔡昉教授提到的，劳动者的就业率在四十岁左右达到顶峰，之后就慢慢下降。
不是他们不想干，而是企业更愿意招年轻、能快速适应新技术的员工，年龄歧视成了他们迈不过的坎。
除了这一老一小的问题，现在就业市场还有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灵活就业者。
比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平台主播这些，没有固定的公司，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社保也得自己交。
蔡昉教授特别强调，灵活就业不是不稳定就业的代名词，不能因为工作方式灵活，就剥夺劳动者该有的保障。
就业是收入的源头，就业市场出了问题，收入自然会受影响，现在大家普遍感觉钱难赚，一方面是收入增长变慢了，另一方面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变大，这两个问题其实是连锁反应。
先说说收入增长放缓的问题。以前经济增长快，企业扩张需要人，就业岗位多，工资自然水涨船高。
但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企业招人没那么积极了，就业岗位的增长也跟着放缓，收入增长的速度自然就降了下来。
尤其是那些被AI替代、被迫转向灵活就业的人，收入稳定性差，增长就更难了。
那些能掌握AI技术、在高科技行业工作的人，收入越来越高，而那些被AI替代、只能做低门槛灵活就业的人，收入很难提升。
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如果不加以干预，会越来越明显，就拿我们身边来说，同样是三十多岁的人，有人在互联网公司做AI相关工作，年薪几十万。
有人因为原来的工厂引入自动化设备被裁员，只能去做外卖骑手，月薪几千块，两者的差距一目了然。
收入问题不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还影响大家的消费信心，如果大家都觉得未来收入不稳定、差距越来越大，就不敢花钱、不敢消费，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增长。
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解决收入问题，不只是为了让大家多赚钱，更是为了让整个经济循环起来。
聊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焦虑：AI抢饭碗、收入上不去、未来没信心，难道就没出路了吗？其实不是的。
蔡昉教授的核心观点就是：我们不缺解决问题的资源，缺的是能让大家安心的制度，简单说，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把那些不确定的事情，变成大家心里有数的事情。
对于年轻人，不能只让他们自己内卷，政府和企业要联手提供针对性的培训，比如围绕AI相关的配套岗位开展培训，让年轻人掌握机器替代不了的技能。
对于大龄劳动者，要搭建专门的技能提升平台，比如用AI本身来帮助他们培训，有研究显示，AI训练对四十岁以上的客服人员提升特别明显。
能让他们的服务质量和收入都提高，这种用技术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的思路，值得推广，破歧视就是要把反对年龄歧视落到实处，蔡昉教授提出，应该把消除年龄歧视写进就业相关的法律里。
这个建议非常有必要，现在很多企业招聘时明里暗里写着35岁以下，这种歧视不仅剥夺了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也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建体系就是要完善灵活就业者的保障制度，不能因为工作灵活，就不管他们的社保、工伤等权益。
可以探索建立适合灵活就业者的社保体系，比如允许他们按灵活的方式缴纳社保，降低缴费门槛，同时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让平台也承担起一部分保障义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近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强调要畅通灵活就业者的维权渠道，提供精准的就业帮扶，这都是很好的开始。
对于那些实在找不到工作的人，要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社会救助等方式兜底。比如政府可以开发一些社区服务、养老护理等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岗位。
让他们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要做好就业和救助的衔接，比如低保家庭的人找到工作后，不要马上取消低保，给予一定的过渡期限，让他们敢于就业。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是通过制度建设稳定大家的预期，现在很多人的焦虑，不是因为现在过得不好，而是因为对未来没底。
担心自己老了没人养，担心孩子找不到工作，担心自己被AI替代后没出路，要消除这种焦虑，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
蔡昉教授有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虽然未来老龄化会越来越严重，养老负担会加重，但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其实比老龄化的速度还快。
尤其是AI技术，预计到2035年能让经济总量多增长20%，这说明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些问题，关键是要通过制度让大家公平地分享这些红利。
如果能让每个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只要遇到困难，就有制度兜底，大家的焦虑自然会减少，对未来的信心也会增强。
总结一下，AI抢饭碗、大龄劳动者被挤出市场，这些问题不是技术本身的错，而是我们的制度没能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
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零散的政策补丁，而要靠一套覆盖就业、收入、社保的完整制度体系。
当制度能给大家足够的安全感，就业不再难、收入有保障、未来有盼头，所谓的焦虑自然会烟消云散，这不仅是解决当下困境的关键，也是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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