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的北平还带着寒意，中央机关刚刚进驻西苑。那天清点物资时，高智发现仓库里只有几袋小米和一篓干菜，负责伙食的老炊事员憨憨地说：“将就吃吧。”自此，高智对“吃饭”二字多了一层理解——吃的不只是粮食，还有规矩。六年后，他在阜成门外临时起意请毛泽东吃羊肉泡馍，这份规矩却差点让他陷入窘境。
1955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到西郊参加座谈。下午三点多车队折回城里，快到阜成门时，毛泽东突然拍拍前排座椅，低声说饿了。随行几名警卫互望，谁也没料到主席会临时换计划。高智看窗外人来车往，心里直嘀咕：真要找家馆子？可他还是硬着头皮回答：“主席，前面有家西安味道的馆子，不妨试试？”毛泽东笑了：“就它吧，但别惊动群众。”
车停在“西安饭馆”侧门。为了不让食客围观，高智同店家商量，用木板隔出一角小间。泡馍端上来时，肉香混着葱花味直往鼻子里钻，毛泽东拿勺子搅了搅，兴致很高。高智触景生情，爽快地说自己请客。现场气氛一下轻松，孙勇还打趣：“既然高秘书买单，那我得再来一碗。”
“高智啊，你一个月多少钱？”毛泽东忽然压低声音。桌面一静，筷子敲碗的声响都停了。高智笑着答：“一百块。”没想到主席皱了皱眉：“普通工人还达不到这个水平，花钱要有数。”他把自己碗里多出的馍拨回高智碗里：“够了，别浪费。”
一顿饭吃得干干净净，出门才发现问题来了——高智身上只带了几块钱。警卫们也大多空着口袋，两圈翻下来，离账单6元3角9分仍差一截。正慌神，一位食客瞄见门口的毛泽东，惊呼了句“毛主席！”瞬间，全堂目光齐刷刷射来。店家忙说免单，可高智怎么也不肯：“毛主席曾经讲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今天更不能破例。”他与店主约定第二天补上欠款。
回到中南海的路上，高智额头的汗才彻底退下，可这件小插曲让毛泽东再次敲响警钟。接下来的几个月，毛泽东多次在秘书、警卫面前重申纪律——买东西必须付钱，不得向地方伸手。话不算多，却句句带火药味。有一次他直接说：“哪怕只拿一支钢笔，也别怪我翻脸。”
1960年武汉之行，高智在肥皂票上犯了低级错。厨房用量大，他自作主张让张国兴多买了几块。消息传到毛泽东耳边，立刻被严厉批评。随后汪东兴牵头清查，天津大麻花、山东香烟、上海螃蟹一桩桩冒了出来。毛泽东痛心地拿出三万多稿费，要求原数退赔。
高智明白：守住“小钱关”比打赢大仗还难。从那以后，他故意把钱包里常放一二十元小额现钞，哪怕是买一双草鞋，也先付钱后走人。毛泽东见状，只说了一句：“记住就好。”
1961年冬，灾情仍在，毛泽东决定让身边工作人员轮流下基层。12月26日晚，他破天荒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叫大家吃饭，只有几盘素菜。一句“谁愿意到基层？”话音未落，高智抢先出口：“我去！”毛泽东竖起大拇指，随后安排众人参加短训班，再分赴各地。
1962年春，高智被调回陕西。临行前，毛泽东递给他一封信，还塞了一个小药包：“山里凉，你身子弱，别硬撑。”高智点头，没作声。那天两人院中合影，一老一少站得笔挺。冲洗出来后，高智把照片夹进笔记本，随身带了几十年。
1965年，高智再进北京汇报黄河沿线情况。毛泽东聊到陕北小米、“想骑马沿河走一圈”，说着说着停顿良久：“有空常回来。”这是两人最后一次握手。十一年后，噩耗传来，高智在西安家中醉倒，手里攥着那张陈旧合影，嘴里反复念：“羊肉泡馍，欠账补齐了。”
高智去世前，把那天的餐馆账单复印件交给子女。那张半页旧纸，字迹已淡，却能看清“6.39元已付”几个方方正正的字。子女问他为何保留，高智只答：“规矩，得留给你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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