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6日清晨，北京天空带着初夏的凉意。人民大会堂北门的梧桐刚被雨水洗过，叶面泛光。杜聿明站在台阶下，手握一顶旧中山帽，帽檐微翘。他明白，再过片刻将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名鼎鼎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尴尬的并非会见本身，而是一身行头。前一天，他还在南郊红星公社果园修枝，棉布工作服沾满树汁。民政局电话突至，他低头望向油渍袖口，只剩一句念头：没有像样的礼服。
临时出路来自老同学杨伯涛。杨家柜里挂着几套多年前购得的浅灰色中山装，尺寸稍短却料子扎实。杜聿明拎着借来的衣服赶回宿舍，熨斗刚压完最后一道折痕，汽车喇叭便在院外响起。
黑色轿车驶向中南海方向。车厢里，他想起十五个月前的冬夜——1959年12月4日。在功德林大厅，他反复端详特赦令上“释放”二字，手心全是汗水，那一刻才真正确信自己重获自由。
获释后的北京陌生又新鲜。公交线路增多，马路拓宽，昔日可一眼望见钟楼的街口被新楼挡住。他住进前门外远东旅馆，夜里躺在弹簧床上辗转难眠，脑中不断浮现周恩来总理接见时的情景。
那次接见发生在12月14日下午。会客室沙发围成一圈，周总理逐一握手，询问生活细节。轮到杜聿明，他低声道：“老师，对不起。”周总理朗声一笑：“怪我这个老师没教好。”一句话化解尴尬。
随后，他被派往红星公社劳动锻炼。半天学习，半天干活，苹果花一茬接一茬。杜聿明适应得出奇地快，还主动要求到农机修配厂。发动机盖一掀，他钻进去摸齿轮，很快能独立修车。工人们调侃：“老杜手上有准星。”
正因这番表现，1959年底获特赦的“老兵”里，他被点名接待蒙哥马利。轿车停在大会堂，随行人员做简短介绍。蒙哥马利握手后笑问：“你当年带多少兵？”杜聿明答：“一百万左右。”
元帅挑眉：“指挥一百万还会输？”杜聿明指向陈毅：“陈司令有两百万，我的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会客厅里爆出笑声，气氛瞬间轻松。
短暂休息时，陈毅凑近他，压低嗓音：“这身行头挺精神。”杜聿明微红了脸，小声回道：“借的。”两人相视而笑，昔日战场的硝烟在笑声中散尽。
这场会晤让蒙哥马利首次直观感受共产党对俘虏将领的政策。离开时，他对翻译表示，难以想象战后竟能有如此安排。对杜聿明而言，这更像一次考验的通过——中央对他的信任又向前迈了一步。
1961年春节过后，他接到全国政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任命。白天整理档案，晚上撰写回忆录，《淮海战役始末》初稿正是在那段时间完成。字迹工整、数据详实，档案室成了他的新“战场”。昔日胜败已成陈迹，留下准确史料，才是他此后不变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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