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冬天，大唐并没有觉得冷。
那会儿的长安城里，暖气熏得人直犯困。
唐玄宗李隆基正乐呵呵地看着一个三百多斤的胖子在宫殿里跳舞。
这胖子扭得跟个大肉虫子似的，把杨贵妃逗得前仰后合。
皇帝一高兴，当场认这胖子做了干儿子。
同一时间维度的另一头，1917年的伦敦，一位叫贝尔福的英国大爷，在一张信纸上随手签了个名。
他大笔一挥，就把几千公里外、压根不属于英国的一块地皮，许诺给了另一个流浪了快两千年的民族。
那时候的李隆基，还有巴勒斯坦那个正在种橄榄树的阿拉伯老农，打死也想不到，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瞬间，其实是命运扣下的同一个扳机。
说白了就是房东为了偷懒，亲手把大门钥匙交给了外人，结果最后自己连睡大街的资格都没了。
咱们现在看巴勒斯坦，满眼都是加沙的废墟和哈马斯的火箭弹，觉得这事儿无解。
其实吧，这世上所有的悲剧，底层逻辑都惊人的一致。
很多人觉得巴勒斯坦这局棋是死在犹太人回归上，其实不是。
真正的根源就四个字：权力的外包。
这事儿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别惨痛的镜像，那就是盛唐的崩塌——安史之乱。
咱们把时钟拨回去。
对于李隆基来说，安禄山不仅仅是个会跳胡旋舞的胖子，那是大唐帝国的“金牌保安队长”。
当年的大唐太有钱了，钱多得没地方放，日子过得太舒服，中原的汉人谁愿意去边境吃沙子喝西北风啊？
皇帝想躺在兴庆宫里听《霓裳羽衣曲》，想跟爱妃过神仙日子，那边境的安全谁管？
于是，拥有突厥血统、能打仗、看着又“憨厚老实”的安禄山成了最优解。
李隆基大笔一挥，把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兵权、财权，甚至人事任免权，打包全给了这个干儿子。
这在现代管理学里叫“全权授权”，在政治上，这就叫给自己挖坑埋雷。
同样的剧本，换了个舞台在巴勒斯坦上演。
一战那会儿，奥斯曼帝国崩了。
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日子过得跟长安市民一样岁月静好，压根没想过要赶紧建立一套严密的国家机器。
后来英国人来了，带着那个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这时候的巴勒斯坦原住民，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英国人开始在那划界、搞行政机构、允许犹太移民合法买地的时候，房子的产权属性其实已悄悄变了。
犹太人从最初的“难民”，变成了带着资本和技术的“建设者”，这不就是安禄山从“胡人奴隶”变成了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吗？
当一个国家把最核心的“安全”和“土地”当作筹码交易出去的那一刻起，它的脊梁骨就已经断了。
等到1947年，联合国那张分治决议像一道惊雷劈下来，巴勒斯坦人彻底懵了：自己住了几辈子的家，怎么就被划走了57%？
但这能全怪外人吗？
这就好比安禄山起兵造反那天，唐玄宗才惊恐地发现，自己手里的中央禁军全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
那个关键节点，巴勒斯坦人犯了跟晚唐朝廷一模一样的错。
他们寄希望于原本就不靠谱的“阿拉伯兄弟国家”代为出头，甚至指望联合国调停。
这就跟唐朝皇帝指望其他节度使来勤王一样，结果呢？
引狼入室。
每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联军看着咋呼，其实各怀鬼胎，打输了就割巴勒斯坦的地赔款，最后把巴勒斯坦人挤到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这两个狭窄的墙角里。
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往往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后的内耗。
你看现在的巴勒斯坦，法塔赫控制着约旦河西岸，主张谈和；哈马斯控制着加沙，主张死磕。
这两派有时候对自己人下手的狠劲，比对以色列还大。
这像不像安史之乱后的晚唐？
乱虽然平了，但中央朝廷的威信也碎了一地。
河朔三镇名义上归顺，实际上自立为王，朝廷想调个兵比登天还难。
一旦内部的主权碎成渣了，你就彻底失去了上牌桌博弈的资格。
现在的局面让人看着窒息。
以色列那边有核武、有美国铁杆支持、还有能拦火箭弹的“铁穹”，这就是武装到牙齿的精锐正规军。
再看加沙这边，被困在高墙里，断水断电，手里拿的是砖头和简易燃烧瓶。
这都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了，这是系统性的降维打击。
当年的唐朝也是，到了后期，皇帝甚至要看家奴（宦官）的脸色，地方军阀更是把朝廷当空气。
哭墙底下，犹太人为了两千年前失去圣殿而哭，然后把这种屈辱变成了冷酷的建国意志。
墙的另一边，巴勒斯坦人正在经历犹太人当年的流亡。
这段历史给咱们现代人提了个醒：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永远别把自己的命脉，寄托在别人的仁慈或者一张纸片上。
李隆基的盲目信任毁了盛唐气象，巴勒斯坦人的被动等待丢了祖宗基业。
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尊严这东西，从来不是靠眼泪哭回来的。
唯一的依靠，只能是握在自己手里的那把钥匙——如果它还没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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