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来北平和谈，惹得周恩来生气：你们把我们当兄弟了嘛|北平市|张治中

1949年4月1日的北平还带着初春的寒意，南苑机场跑道上尘土飞扬，一架从南京起飞的运-5缓缓停稳。舱门打开，张治中第一个走下舷梯，额头上泛着细汗。他本能地四下寻找，却没看到那位熟悉的身影——周恩来。这一缺席像凉风一样钻进心里，提醒他此行的艰难分量。

迎接队伍把代表团送进北京饭店东楼小礼堂，简单寒暄后各自就位。宴会上大家举杯，场面却并不热络。张治中抿了一口茶，脑海却飘回二十五年前的珠江口。那一年，1924年仲夏，黄埔军校刚成立不久，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一个黎明操场，操课结束后，他同一个年轻军官并肩而行。对方伸手敬礼：“您好，张先生，我是周恩来。”一句平平常常的问候，却让两人相交一生。

黄埔时期，两人经常趁熄灯后在堤边散步，谈军事、谈政治，也谈读书笔记。周恩来强调部队要有“吃苦文化”，张治中则习惯把母亲教导“历经艰难方成人”挂在嘴边。对话持续到深夜，士兵们戏称那条长洲堤为“文白-恩来议事厅”。

1926年北伐刚启动，蒋介石与共产党摩擦暗流涌动。张治中被任命为教育长，他自觉避开前线，“不愿意真刀真枪对着这些同志”。同年一个闷热的夜里，他敲开周恩来住处，犹豫地问：“能不能介绍我入党？”周恩来沉默片刻，才低声提醒“中共与国民党有约，暂不吸收高级将领”。这个回答让张治中失落，却也让他明白局势，并在心里立下“不打内战兄弟”的底线。

时间快进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张治中奉命指挥，第九兵团几乎拼光。他在前线掀开地图时，听副官提到“周恩来到了南京和蒋介石谈抗战”。张治中放下钢笔叹道：“够朋友。”一句简单评价，夹杂着欣慰与无奈。

抗战胜利后，重庆局势复杂。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与张治中同机飞抵山城。八路军办事处地理不便，张治中干脆把自家桂园让给毛主席办公，并抽调政治部手枪排作警卫，“保卫毛先生要胜我十倍”——这是他对手下下的死命令。九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忽然准备返国，外界流言蒋介石或将扣留毛主席，周恩来心急如焚，深夜敲开桂园。张治中坚定一句：“既然我接来，就负责送回。”此后才有了《双十协定》的签字。

1947年，张治中被派往新疆。临行前，周恩来提出“请设法救出盛世才监牢里的同志”。张治中答得干脆：“只要你说，我尽力。”一年多奔波，130余名政治犯先后抵达延安，组织里一直把此事记在账上。

时间回到北平会谈第二天，毛泽东亲自到场。气氛不算紧张，却像拧到极致的发条。谈到惩办战争罪犯问题时，张治中试图用亲情化解：“中国就是一个大家庭，哥哥干不好，钥匙让弟弟拿，可兄弟毕竟是一家人，总不能把哥哥当罪犯。”话音刚落，周恩来忽地起身，面色铁青：“你们什么时候把我们当兄弟？”声音在礼堂里回荡，所有人都愣住。国民党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张治中察觉不妙，忙说句“我比喻不当”，想降温，却已无可挽回。那一刻，他深感多年来的“夹缝角色”被历史推上边界线。

会谈僵持，渡江战役枪声已响。国民党代表团内部出现去留分歧，绝大多数人倾向留下，张治中坚持“首席代表得回南京复命”。周恩来下午来到六国饭店，“西安事变时我们欠了张学良，现在不能再欠张治中”。一句人情攻势，再配合地下党将张家老少秘密护送北平，张治中终于点头：“留下也罢，再跑没意义。”从此，他与旧政权切割，被任命为政协筹备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彭德怀恢复陇甘青宁经济。兰州黄河大桥方案被地方争论多年，他一句“桥修不成，物资永远过不去”力排众议，工程终于在1954年通车。当地商号贴出“文白桥”三字，第二天全部撤掉，张治中亲自撕下最后一张，低声告诫随行人员：“建设是集体功劳，哪能署我名。”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处境微妙。张治中写万字长信替彭说情，信送北京却被周恩来拦下。周恩来派秘书转话：“信我收了，主席会看，你安心养病。”两位昔日好友的默契，再一次在细节里显现。

进入1960年代，政治气候骤变。有人建议“张治中是旧军人，应做自我交待”。周恩来当着会议说：“他三到延安，三护毛主席，历史定论早有。”1967年国庆，毛主席把张治中请上天安门。老将军气喘吁吁追上台阶：“主席，您走太快，我跟不上。”毛主席侧身答：“可以甄别嘛。”一句半口语半哲理的回应，让周围警卫忍不住侧目。

1969年春，张治中病情恶化。临终前，他交代两件事：一是遗憾未能参与解放台湾，二是肯定共产党已经实现孙中山“民族独立、人民自由”的大目标。4月6日清晨，他在北京医院静静离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