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amela Paul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华尔街日报》
（2025年9月17日）
伍迪·艾伦想谈谈他的最新小说。
本月早些时候，他曾试图在比尔·马赫的播客节目《Club Random》中聊起这本书。艾伦三次努力把话题引向即将于下周出版的《鲍姆怎么了？》（暂译，What’s with Baum?），但马赫都迅速将谈话带往别处——电影、单口喜剧、女性、「取消文化」，以及艾伦的回忆录《毫无意义》。那本回忆录几乎涵盖了以上所有话题，却在五年前出版时，几乎完全被文学界忽视。
艾伦其实挺喜欢马赫。「他人特别好，非常友善、体贴，也很支持我，我真的很享受和他聊天，」一周后我在他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公寓里见到他时，艾伦这样说道，「但不管中间出了什么程序上的差错，他们拿错书了。」
说完，他耸了耸肩——那是典型的伍迪·艾伦式动作，仿佛在无奈地面对人生这场充满人性缺点、荒唐与误会的游乐园巡游。「这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他说，「只是一个挺好笑的小失误而已。」（事实证明，那本小说当时还在进行文字校对，马赫根本来不及读到。）
整件事简直就像一场伍迪·艾伦电影里的桥段：一个典型的「伍迪·艾伦式人物」现身，本打算宣传自己的最新作品——而且还是他89岁时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结果却发现，整个世界仿佛根本没注意到这件事的存在。
这种讽刺感，正是艾伦半个多世纪人生与创作的核心所在。令人困扰的往往显得滑稽，而滑稽之中又常常暗含心碎；原本应该是一场关于小说的访谈，最后却变成了一场什么都聊、唯独不聊小说的对话。在艾伦的世界观里，人类是注定有缺陷的生物——他自己也不例外。但放到宇宙不断膨胀的宏大背景下，又能对此做些什么呢？
「人生就是一连串愚蠢的错误。」艾伦说。
尽管在评论界取得成功，也拥有极为丰富的创作履历——编剧、导演并出演了五十多部电影，创作了多部戏剧和短篇小说集，还拥有完整的一段单口喜剧生涯——但命运中总像是随时埋伏着一块香蕉皮，或一次致命的失误。他的前两段婚姻以离婚告终，而他目前与宋宜的婚姻——宋宜是他当年长期伴侣米娅·法罗收养的女儿，两人开始交往时她只有21岁——则引发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小报风暴，他的公众声誉也从此再未真正恢复。
伍迪·艾伦与宋宜
在回忆录中，艾伦以近乎律师式的细致笔触，重新梳理了那段往事，以及随后米娅·法罗对他涉嫌性侵其养女迪伦所提出的指控。他的叙述在愤怒、疲惫与悲伤之间来回摆荡；谈及米娅时，他写道：「我理解她的震惊、她的失望、她的愤怒，一切的一切，」并称那是「完全正常的反应。」他哀叹自己与迪伦关系的破裂，也为那段恋情与分手、随之而来的调查以及事后的种种影响，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而感到痛惜。
现实中的艾伦给人的感觉有点儿认命、略显疏离，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无奈的自嘲。或许正因为他的生活早已被媒体反复拆解、剖析，而他也已在回忆录中倾注了太多情绪。他坚持表示，如今自己已不会再因「法罗事件」而陷入抑郁。至于外界的批评——无论是针对他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私下往来，还是他最近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莫斯科电影节一事——似乎都无法真正撼动他。
当被问到他是否仍像《安妮·霍尔》里的阿尔维·辛格那样，把世界划分为「可怕的」和「悲惨的」两类时，艾伦回答道：「我年纪越大，就越觉得一切都很可怕。真的，人生经历越多，你就越会看清，这其实是一场多么愚蠢、空洞又悲剧性的折腾。『活着就是受苦』这句话说得一点没错。」他说这话时轻轻笑了笑，像是在对自己发笑，又像是在嘲弄自己。
「我就是忍不住要开这个玩笑，」他说，「老毛病了。」
那种一听就能认出的、自嘲式幽默再次出现了。「我这辈子可以说一路顺风顺水，」艾伦说，「父母很好，成长环境不错，事业上也算成功，身体一直健康，我们家族的人普遍长寿，我现在的婚姻非常、非常幸福，孩子也都很好。可即便如此，对我来说，人生依然是一场噩梦。」
《安妮·霍尔》（1977）
解构伍迪
任何将自身生活编织进创作中的作家——而这样的人并不少——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风险：观众总会忍不住把作者本人代入到作品之中。到了伍迪·艾伦这里，这种诱惑几乎让人无法抗拒。
我们对那个「伍迪·艾伦式人物」太熟悉了：在《安妮·霍尔》中，是阿尔维·辛格，在克里斯托弗·沃肯饰演的角色认真考虑把车驶入对向车道时，吓得瑟瑟发抖；是《傻瓜入狱记》里笨手笨脚的劫匪维吉尔·斯塔克韦尔，在抢劫时连字条都递不好；是《业余小偷》中一事无成、把入室盗窃搞得一团糟的雷。更令人心碎的是《曼哈顿》里的那一幕：42岁的电视喜剧编剧爱上了17岁的特蕾西（由玛丽尔·海明威饰演），却最终既无法理解她，也无法珍惜她。还有《解构爱情狂》中那个冷漠、性欲旺盛的小说家——同样由艾伦饰演——他轻率地把自己失败的感情经历改写成小说，危险地模糊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线。
《解构爱情狂》（1997）
而这部电影上映时，距离艾伦与法罗关系以爆炸性方式终结，不过才过去五年。如果当初艾伦没有那么漫不经心地，把他与宋宜·普雷文在偷情时拍下的宝丽来照片，随手放在壁炉架上，事情或许会有所不同（艾伦与法罗当时分居，分别住在中央公园两侧）。
法罗正是在等待艾伦与她的亲生儿子罗南——他如今已不再使用出生时的名字萨切尔——在艾伦的公寓里接受心理治疗时，发现了那些照片。艾伦后来称它们为「震惊世界的宝丽来照片」。
「我人生中发生过不少事情，而我总会把它们丢进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里」他对我说。
他的电影里，充满了女演员、学生、画廊从业者、歌手——她们的生活轨迹往往与现实中出现在艾伦生命里的女性高度相似，而且常常就由这些女性本人来出演：路易丝·拉塞尔、黛安·基顿、玛丽尔·海明威，当然还有法罗。她们饰演的角色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神：要么是上东区的精英女性，要么是来自中西部的天真少女；她们复杂而立体，既敏锐聪慧，又魅力十足。她们常常心怀嫉妒，也不止一次地显露出情绪失控、濒临奔溃的一面。
影片中的男主角往往是小说家、剧作家、学者或电视编剧——要么由艾伦本人出演，要么由其他演员（如约翰·库萨克、拉里·大卫、杰西·艾森伯格）扮演一种「艾伦式」的角色。他们不是来自布鲁克林、接受过多年心理分析的犹太知识分子，就是同样来自布鲁克林、没什么高雅追求、只想赚点钱、追到女孩的底层小人物。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神经质。
这一点在艾伦的首部小说中同样成立。《鲍姆怎么了？》全书仅186页，却结构紧凑，是一部关于一位中年犹太记者的悲喜剧：阿舍·鲍姆——从记者转行做剧作家却以失败告终，继而沦为不上不下的小说家。小说写的是他在事业与私生活上的双重困境：第三段婚姻摇摇欲坠、年轻女性的诱惑、足以断送职业生涯的失误，以及一把上了膛的枪。
鲍姆开始对着自己说话——而且是大声说，经常先是否认、继而又反驳自己那些愚蠢的决定，比如在接受一位年轻女记者采访后，突然情不自禁地亲了她一下。换句话说，鲍姆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
读者几乎毫不费力就能在书中捕捉到与艾伦本人生活的对应之处，甚至细节都一一对得上：比如书中提到的一件事，源自艾伦曾在法罗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无意间酿成的「事故」——他往池塘里放了鲈鱼，结果把青蛙全都「消灭」了（这段经历也出现在他的回忆录中）。小说里鲍姆的妻子康妮，与法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与儿子塞恩之间那种过于亲密、近乎失衡的关系，也明显呼应了艾伦对法罗与其儿子弗莱彻和罗南关系的描述。
小说开篇不久，鲍姆便遭到出版社解约；现实中，艾伦的回忆录同样被原出版社阿歇特在员工抗议和集体罢工后终止出版。后来，这本回忆录由一家规模较小的出版社Arcade接手出版——而这部新小说，则同样由一家小型出版社Post Hill Press推出。
「我一直都想写一部小说，」艾伦对我说。我们当时坐在他联排公寓二楼的起居室里，这个空间恰如其分地被书籍和黑胶唱片环绕。书架上的陈列似乎毫无章法，摆放着不少美国文化中重要的犹太作家的小说作品：菲利普·罗斯（「他真的很有才华，」艾伦说，但随即补了一句，「不过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还有索尔·贝娄——而这本小说的编辑，正是贝娄的儿子亚当。
艾伦第一次尝试写小说，是在拍摄1975年的喜剧片《爱与死》期间。他把稿子寄给了《纽约客》的编辑罗杰·安吉尔。对方告诉他，这部作品「非常有趣」，也有「令人感到温暖的东西”，但问题在于——整本书都是前戏，却没有高潮。
「所以我就把它扔掉了。」艾伦说。
《爱与死》（1975）
艾伦开始大量阅读，尽管起步已经很晚，更多是为了能跟上那些充满智性气质、带着垮掉派风格的女孩——「她们看起来都像是从朱尔斯·费弗的漫画里走出来的」——好让自己能和她们约会。他读书更多是出于需要，而非纯粹的兴趣。「我对写小说这件事完全摸不着头脑，因为我并不是在阅读的环境中长大的，」艾伦回忆道，「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不了解这个领域，也不懂这种艺术形式。」
之后他一直没有再尝试写小说，直到现在；而即便如此，他依然不太确定该如何下手。「我唯一知道的是，它必须得有一个高潮。」
起初，他把这个故事构想成一部戏剧或电影，但后来觉得，用小说来讲反而最直接、也最省事。于是他在不同项目之间抽空，一点一点地写，故事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形。「我是个改稿惯犯，」他说。
作为小说家的直觉，显然直接源自他作为视听叙事者的经验。他把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朗读给一位助理听，由对方在电脑上输入文字。全书没有章节划分，逗号也用得极少——这些都是出于艾伦对人物「该如何被听见」的感觉所做的选择。
在小说的一个关键时刻，他甚至用这样一句话来开启场景：「如果是在电影里，这里应该是一个渐隐镜头。」
「我不太会生气」
对于一个一向注重隐私、也极少接受采访的人来说，伍迪·艾伦在交流中却显得放松、坦率而且充满好奇。谈话一开始，他停下来用一个便携式遥控器把助听器的音量调高了一点。他很容易发笑。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没有回避任何一个问题——哪怕话题转向了米娅·法罗提出的指控：她称艾伦曾于1992年8月4日，在她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阁楼里，性侵了当时只有7岁的养女迪伦·法罗。
艾伦在其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相关细节作出了回应，指出曾有两项彼此独立的调查为他洗清嫌疑：一项由耶鲁–纽黑文医院下属的儿童性虐待诊所进行，另一项则来自纽约州儿童福利部门。两项调查均未认定他有不当行为。尽管如此，1993年的一项法院裁决仍将迪兰和萨切尔的唯一监护权判给了米娅·法罗。
这项指控在2014年再次浮出水面。当时，迪兰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发声——时间点恰逢艾伦获得金球奖终身成就奖之后。（众所周知，艾伦一向不出席颁奖典礼，当晚他甚至并未到场领奖。）随后在2021年，米娅、迪兰以及罗南·法罗一同参与了一部共六集的纪录片系列，再次回溯并重申这些指控。
随着，这些指控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共鸣——而罗南本人，作为《纽约客》的撰稿人，在该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纪录片播出之后，不少演员公开与艾伦划清界限，并表示对曾与他合作感到后悔。
艾伦对好莱坞的反应显然感到失望，但同时也已经有些麻木了。「如果某个演员说，『我不会再和他合作，』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在想，『我在做一件好事，』『我在作出贡献，在表明立场。』」艾伦说，「但实际上，他是在犯一个错误。也许有一天，他会明白这一点。」
「我不太会生气，」谈到自己眼中那些曾经的自由派盟友、旧日合作者以及媒体纷纷与他划清界限的情况时，艾伦说。尽管如此，他在回忆录中仍提到了麦卡锡主义时期，以及莉莲·赫尔曼所称的「卑劣年代」。
「我本来以为，只要真正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人们多少会更理性一些。真正让我始终感到惊讶的，是大家接受这一切时表现出的那种迅速与热情劲儿，」他说，「我以为任何一个认真读过细节的人，都会觉得：『这事看起来多少有点可疑吧。』」
究竟那一天发生了什么，除了艾伦和迪兰本人，恐怕无人能够确知。在公开表态中，迪兰始终坚称自己曾遭艾伦性侵；而艾伦同样坚决否认此事的发生，尽管他并不怀疑迪兰本人对这一经历的真诚信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确信，她相信那些被灌输给她、并在多年间反复强化的说法。」
在接受置评请求时，迪兰回应道：「我已经厌倦了那种充满厌女色彩、且缺乏科学依据的说法——认为我被人教唆或洗脑。事实恰恰相反：这是我在童年时就陈述过的真相，并且此后始终如一地重申。我今年已经40岁了，我小时候遭受了伍迪·艾伦的性侵。」
迪伦·法罗
法罗的另一位养子摩西·法罗，以及宋宜·普雷文，都曾公开描述他们所称的、童年时期遭到米娅·法罗虐待的经历，尤其是针对其非白人养子女的对待方式。其中三名养子女后来英年早逝，其中一人死于自杀。（法罗方面未回应置评请求。）在叙述这些事件时，艾伦的情绪在悲痛与挫败、不解与无奈之间来回摆动。他肯定了「许多层面上帮助了女性」，但同时对「取消文化」表示强烈不满：「这简直愚蠢至极。」
当然，在艾伦的世界里，悲剧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显露出荒诞的一面。当被问及：无论人们相信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样一段经历都只能被称为一场可怕的处境，其中是否还能找到任何幽默时，艾伦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有的。对我来说，看人们的反应本身就很有意思。我会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所谓的『评论嘉宾』谈论这件事，我心里会想：真是太好笑了——他们一个个都在说个不停，而且个个都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而我就坐在这里，我知道事情真正的真相，他们却并不知道，可还是以一种专业权威的口吻在那里高谈阔论。」
这同样是艾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人们对自身判断的过度确信与自我否认，对他人的误解、错判，以及偶尔滋生的偏执。这正是阿尔维·辛格式的世界再现——在日常闲聊中都能「听出」反犹意味。（比如把一句无心的「Did you eat?」听成了「Jew eat?」）
当下反犹主义的再度抬头令他感到不安，但并不意外。「弗洛伊德说过，人类永远都会是反犹的，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些卑劣之徒。」艾伦这样说道。（这是一种较为宽泛的引述；事实上，弗洛伊德认为，反犹主义的根源在于被投射出来的内疚感与怨恨。）
艾伦仍然关注新闻。他每天看完体育节目后，偶尔会在CNN上看看艾比·菲利普的节目——体育内容占据了他媒体摄入的九成。他的文化坐标几乎一成不变：鲍勃·霍普、S.J. 佩雷尔曼、尤金·奥尼尔，以及新奥尔良爵士乐。只要 TCM（特纳经典电影频道）上在播《欲望号街车》，他就一定会再看一遍；但他几乎不追电视剧——从未看过《老友记》《广告狂人》，也没看过《黑道家族》，甚至连《我爱露西》都没看过。
有时换台时，他也会碰巧看到单口喜剧表演。「我会看上五分钟，然后心里想：现在外面有一百个喜剧演员，他们每一个都比我当年做喜剧演员时要强，」他说。但他并不关注喜剧圈，也说不出任何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喜剧演员。
《欲望号街车》(1951)
他表示，如果要说哪部电影真正称得上具有影响力，那也只能是诺拉·艾芙隆的《当哈利遇到莎莉》——但那并不是他的作品；至于他自己，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电影人。像马丁·斯科塞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昆汀·塔伦蒂诺，那当然算；但他自己呢？「我从来没看出自己的影响力在哪里，而且我也不介意。说真的，这一点都不会困扰我，只是——我确实看不出来。」
《当哈利遇到莎莉》(1989)
这些年他走进电影院，多半是为了看纪录片。宋宜曾给他一个惊喜，带他去看了安德烈斯·维尔执导的纪录片《里芬斯塔尔》。他也喜欢看戏剧，主要是在林肯中心，因为「那是一种犒赏」。他去看了小罗伯特·唐尼主演、阿亚德·阿赫塔尔创作的独幕剧《麦克尼尔》，这部剧探讨人工智能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而对于亚当·盖特尔的音乐剧《弗洛伊德·柯林斯》的最新复排，他则评价其中的音乐「相当优美」。谈话间，他还顺带称赞了伊莲·梅、杰西·艾森伯格、罗曼·波兰斯基、黛安·基顿、路易丝·拉瑟，以及科恩兄弟。
尽管他已经开始着手创作第二部小说，但他几乎不读小说类作品——「我总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他说。他很喜欢餐饮业大亨基思·麦克纳利的回忆录；宋宜则向他推荐了埃里克·拉森的《野兽花园》，这本书讲述的是美国学者威廉·多德在纳粹德国出任大使期间的经历——她很清楚他一定会喜欢。相比之下，他更常读的是哲学著作和物理学家的书。「我总觉得自己能从中学到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让生活变得好过一点，」他说，「但从来没有。」
「结果并非如此」
在谈话中，宋宜经常被提起，她往往被描述为这段婚姻中更具社交与文化驱动力的一方。艾伦谈到她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称她「自律」、「果断」、「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而且「性格极具存在感」。他很钦佩她的坚韧。至于这本小说，艾伦说：「她对这本书看法还可以，没有泼冷水。不过她还是觉得我的写作风格有点装腔作势。」
他们共同收养了两个女儿，一个出生于韩国，另一个是美国人。两人都已二十多岁，在纽约工作。他形容自己与女儿们的关系亲密而充满爱意。尽管从阿尔维·辛格到阿舍·鲍姆，伍迪·艾伦本人与他笔下的角色之间有着诸多重叠，但这并不是艾伦当初设想中的人生。
「如果有人多年前告诉我，说我将来会娶一个比我年轻很多的女孩——她在纽约没有任何背景，成长过程中也没有和我相似的兴趣，而且还是一名韩国孤儿——我一定会说，『不可能。我会娶一位纽约女演员。』但事情并没有按那样发展。」
至于是否有遗憾，他坚持说——「当然有，而且很多」——但这些遗憾全部只限于职业层面：「我会想，真不该拍这部电影；那部电影本该拍得更好；这个场景我应该换一种方式来拍；那段台词不该这么写；当初应该走另一条路。」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他直言：「在我拍过的五十部电影里，大概能挑出十五部留下来，其余的其实都可以不要。」
他目前的愿望是继续写小说和戏剧。「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能觉得愉快，而不是觉得浪费了时间，」他说，「赞美也好，批评也罢，都无关紧要。它们都会过去，在宏大的尺度里毫无意义，等于零。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享受投入到这个项目中的那段时光。」
自从他在曼哈顿Café Carlyle每周一晚的常驻爵士演出于2020年暂停后，他一直很想念和乐队一起演奏的时光。他仍然每天练习单簧管。被问到如今的生活里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时，他说：「越来越少了。只有在写东西的时候，我才会期待再回到写作中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显然，我享受和妻子、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但除此以外，我几乎什么都不享受。」
今年12月，艾伦就要90岁了。谈到死亡——那个在他小说与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死神」——他说：「我知道它终究会来，而且你对此无能为力。现在它离我更近了，我反而更能应对了。年轻的时候，这会是一场悲剧；可当我到了90岁，回头看看人生究竟带给了我什么，忽然觉得，这件事也没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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