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清晨，刚解放的北平城迎来第一缕春光。城楼上还残留着硝烟味，刘少奇已带着几名孩子在金水桥畔集合，警卫迟疑地问：“您为什么这么早就让孩子们来看天安门？”刘少奇只回应两字：“记住。”那天对刘家下一代意义非凡——硝烟之后，他们第一次直面和平。
说起刘家孩子，总有人惊讶他们的低调。事实上，九个子女的姓名写进档案时，父母一栏多是化名。刘少奇常讲一句话：“干部子弟先学做人，再学当事。”家风由此定下基调，影响延续数十年。
顺着时间往前推，最早的三个孩子诞生在血雨腥风里。1925年出生的刘允斌两岁寄养宁乡，1938年才被周恩来、邓颖超在千里奔波中找回；姐弟刘爱琴、刘允若则分别在汉口工人家庭和上海弄堂辗转。母亲何宝珍被捕前，把幼子塞给房东太太：“会有人来接的。”一句嘱托，成了诀别。1934年，何宝珍就义，兄妹三人自此散落。直到延安的窑洞里，刘少奇才又一次把儿女聚到膝前，那一年他把全部工资换成了一张去苏联留学的船票：知识，能保命，也能救国。
刘允斌在莫斯科改学核物理，被苏德战争逼得挤进防空洞，仍随身带着元素周期表。1950年代，苏联原子试爆成功，他立刻申请回国，“中国也得有自己的原子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升空爆炸的那刻，他和同事抱在荒漠里痛哭，四年后因公殉职，年仅42岁。
刘爱琴遵嘱返回北京人民大学读书，几十年默默在公安战线工作，晚年获一级金盾奖章。而最坎坷的刘允若，少年卖报维生，1946年才被聂荣臻找到，之后留苏学习导弹空气动力学。回国后扎进七机部试验场，一身机油味常把白衬衫染成灰黑，他却自嘲“颜色对了，像火箭壳”。
第二段婚姻带来刘涛与刘允真。王前在重庆写信劝说两位当国民党将领的兄长起义未果，婚姻随之终止，两个孩子由刘少奇亲自管教。1962年，刘允真中考只差两分，身边工作人员想“活动”一下名额，他父亲当众反问：“若连考分都能通融，制度还有什么尊严？”最终，刘允真去了普通农业中学，后来在延庆山区当老师，踏实到让人忘了他的出身。
1948年，西柏坡的油灯下，王光美与刘少奇成婚。她是辅仁大学物理系高才生，却甘为地下交通员。婚后四女一子陆续降生，家里从不摆彩照，墙上只有一张《为人民服务》的手书。
长女刘平平天赋语言，1980年被派往美国求学，拿到营养教育博士。1999年，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被国际小行星中心命名为“王晴星”，命名公报写明：纪念中国食品科学专家刘平平。那一年，她刚完成关于山区孕产妇膳食结构的调研报告，数据厚到能垫高两本字典。
刘亭亭曾在维尼纶厂拎着铁锹掺料，工作服上烧了无数小洞。恢复高考后，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再赴哈佛深造，九十年代在芝加哥创办咨询公司。母亲临终前把“幸福工程”交予她，仅嘱一句：“穷人家的孩子也配有幸福。”
“小小”刘潇潇1960年出生，父亲离世时她刚满八岁。19岁考进北大生物系，后公费赴德国深造，回国替某生物制药企业跑临床，一年踏遍二十几个县医院。她说：“父亲没来得及看我上大学，不能让他失望。”
唯一的儿子刘源自幼被要求“军味要重”。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在饭桌边敲碗：“今后每粒米都要记账。”1977年，刘源给邓小平写信请求参加高考，历史系毕业后下基层，县长任上推行责任田分配，被农民拉着袖口叫“刘家娃”。1992年调入武警水电指挥部，2009年58岁时佩戴上将肩章。授衔当天，仅说一句：“继续施工。”
值得一提的是，刘家子女求学、从军、从政，却极少接受公开采访。有人问刘亭亭：“当国家主席的子女会不会天然优越？”她摇头：“同学不知道我爸是谁，都管我叫排球后排替补。”刘源补了一句：“父亲只留下两样：教科书般的家规，还有一身不合身的旧军装。”
从延安窑洞到北京中南海，再到各自战线上，刘家后人与父辈一样，把“普通”二字写进了履历，也写进了时代的注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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